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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学习十九大精神新年学术报告会” 暨师生学术交流会顺利举行

2018.01.05

2018年1月3日下午14:00至18:15,我院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党支部和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在求是楼320召开“学习十九大精神新年学术报告会”暨师生学术交流会。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副所长李文钊副教授和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杨宏山教授先后主持会议,学院党委书记李家福研究员、副书记崔军教授、毛寿龙教授、孙玉栋教授、王宏伟副教授、刘伟副教授、钟卫副教授、董长贵助理教授、博士后段琪斐、党务秘书张世闯以及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研究所的全体博士生和硕士生参加了报告会。会议期间,支部党员同志和所里教授结合十九大精神报告了最新学术研究成果,与会人员畅所欲言,热烈讨论,相互激发,整个会议取得预期效果!

毛寿龙教授首先就“2017-2018年公共治理与政策的秩序维度”进行了发言。他指出,在2018年,基本的治理秩序不会发生大的变化,治理能力还会延续传统的办法,但会加入一些新的元素,在发展中不断变化。权力秩序通常三五年一个小变化,九十年一个中变化,三十年一个大变化,而2018年开启了一个新三十年的变化。新时代,市场秩序将进一步发展,抽象权利秩序将替代具体的权利和权力秩序。战争决定着国家秩序,东北亚战争重点在于国家的管理能力。随着海外安全压力逐渐增大,战争向海洋转移,公共治理显得越来越重要。海洋国家需要建立一个开放的、法治的、扁平化的国家治理体系,以更好的扩展市场秩序和发展空间。除此之外,农村也会发生大变化,经历着快速空心化。面对开放的社会,农村受到农二代的巨大压力。同时,政府在债务危机、系统性及金融风险的大背景下,需要重新建构税收结构。其中房地产税的征收虽然利于治理,但是可能进一步降低流动性,产生债务链断裂,从而诱发金融危机。在新的一年里,个人命运将更多的与国家和时代挂钩,毛教授鼓励年轻人应该努力提升专业能力,不断提高身体素质,以更好的应对新时代的挑战。

杨宏山教授围绕京津冀城市群治理的问题,论证了由一体化向协同治理的政策变迁过程。他认为京津冀城市群具有治理的特殊性,存在政治地位不对等、经济发展差距大等问题,这使得一体化成为了高调的理想主义,无法真正落地。为了找到一体化的核心抓手,京津冀城市群的治理政策实现了从“首都经济圈”、“京津冀一体化”向“一疏一建”、“协同发展”的转变。城市群治理存在两种理论,一是一体化治理,它主张传统的区域主义,要求拆除政治壁垒,克服“碎片化”的弊病,推进市场一体化、空间一体化、公共政策一体化和公共服务一体化,主张“一个区域,一个政府”。二是协同治理,它属于新区域主义,正式实际运作中出现的难题,不再追求一体化治理,而是转而搭建合作平台,发展跨域合作,以规划协同为引领,以项目合作为抓手,发挥各自优势,实现互利共赢。其中协同治理的构成要素包括原则性约定、共同动机和联合行动的能力,驱动因素在于平等协商以及领导力或政治权威的高位驱动和介入干预。协同治理模式能够有效化解一体化治理的困境,避免由于定位高远导致的操作难度大问题。最后杨教授梳理了京津冀城市群的政策变迁过程,指出京津冀协同治理需要中央介入,以规划为引领、以项目为抓手,努力推进城市群之间的交通基础设施,推动“一疏一建”的有效对接,推进跨境合作税收分成、利益分配,促进产业转移和结构调整,增进干部人才的交流。

孙玉栋教授对新时代下的现代税收制度进行了介绍,指出欧盟降税引发了国际范围的减税浪潮。在此影响下,我国积极调整税制结构,十三五税制改革聚焦七大税种,对增值税进行扩围和减税率,个人所得税将继续采取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计征方法,房产税方面将产生革命性的变化,消费税将推陈出新,资源税和环保税的征税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同时将完善关税制度和国地税征管体制。增值税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直到2016年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消费型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将进一步规范税制模式,审慎考虑综合与分类计征方式的使用范围,调整纳税单位、计税依据和税率,调控高收入群体,照顾中低收入群体,健全纳税识别号制度等征管配套措施。现行的房地产税仅对经营性房屋课税,采用比例税率按照账面余值征税,新的房地产税将面向所有房屋课税,采取累进税率按照评估价值征税。对于房地产税应该重点讨论如何征收,之后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可能会明确给出房产税的征收方式、时间和节奏。最后,孙教授对未来的税制改革趋势进行了预测,认为目前我内税制改革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国际税收形式变化的大环境,未来税制改革将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不断建立和完善地方税体系,利用税制安排更好地解决收入分配不合理的差距,在“青山绿水”、“美丽中国”的背景下更好地考虑环保税、资源税等税制安排,建立现代化的税收征管体制,进一步推进税收法定。

崔军教授对财税改革进行了三方面的总结。首先是支出改革,主要举措将落实在预算上。从2014年8月1日,支出领域的改革告一段落,当下的任务是如何更好地落实支出改革。其次是税制改革,在全球减税趋势的影响下,国内改革的大框架是坚持结构性减税,这不等于全面减税,而是有增有减。税制结构和国家和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结构改革应该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减少政策指向不明确的间接税,但是这并不等于不能增税,环保费改税,资源税等应该增税,更好的发挥税收对于国民消费倾向的引导作用。另外还应当增加政策指向明确的直接税。第三是税收管理体制改革,体制改革主要集中于分税和转移支付两个领域。其中前者需要加强地方税体系建设和地方收入体系建设,使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力相匹配。另外转移支付应继续坚持“总量控制,结构调整”的原则,提高地方积极性,压缩专项转移支付,扩充一般性转移支付。

王宏伟副教授结合自己的国家安全研究领域,对京津冀城市群治理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区域一体化实际上是指经济区域一体化,当经济区域一体化发展至行政区域一体化时,就可能产生矛盾。京津冀三地在危机、安监、卫生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地位不对等,呈现出一种“中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中心往往将风险向边缘地区转移。但是在实际情况中,还可能出现风险回标效应,当边缘或半边缘地区无法承担风险时,也会将风险转移至中心地区。目前京津冀三地还处于协作治理,而非合作治理,三地对“一体化”的政策呈现出不同的态度,北京积极推动,天津自给自足,而河北往往持有消极态度。王教授认为协同治理需要权威的高位驱动,同时对除此之外的其他驱动途径提出了疑问。

刘伟副教授从政策科学的角度出发,讨论了国际领域内公共政策的变迁机制。她着眼于政治上存在分歧、利益相关者众多的全球性公共政策领域,并采用洛伊对政策的分类,将政策过程与政策类型相结合,提出了国际公共政策形成与演化的理论框架。具体说来,在问题确认阶段,国际公共政策呈现出构成型政策的特征:其约束力较小,且约束力通过政策环境发生作用。在形成共识之后,具有再分配型政策特征的国际公共政策出台,其约束力增强,但约束力发生作用的途径仍为政策环境。当国际社会寻找具体措施解决问题时,出台的相关政策呈现出规制型政策特征:针对具体的行为个体有较高的约束力。最终,当规制型政策在执行中出现问题,国际公共政策经过修改会转而呈现分配型政策的特征其约束力仍旧针对具体行为个体,但约束力的强度大为减弱。她将这一规律及其相关的命题运用于国际公共政策的具体实践之中,以世界气候变化政策对其进行验证。最后,刘伟副教授指出,在国际公共政策的实践中,上述四种政策类型并不必然全部出现。在某些例外情况之下政策类型的演化过程可能由于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分化程度而出现中止或跳跃。

董长贵老师主要关注和评估了我国中央政府去产能政策的总体效果和效率,以2014年以来的煤炭产能过剩为研究对象,主要运用了蛛网模型和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研究层次聚焦于国家和全行业层面。我国主要经历了两次煤炭产业过剩,一次是1998-2000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另一次是2014年至今,煤炭行业的去产能也是我国供给侧改革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在第二次去产能过程中,中央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如:严格控制新建企业和重复建设;还包括一些强硬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刀切政策”,如:明确要求2016年完成2.5亿吨煤炭产能退出;规定全国所有煤矿自2016年起全年作业时间不超过276个工作日等。中央政府干预的目标在于稳定价格、实现供需平衡。根据数据分析可知,在中央未介入之前,由于产能过剩,煤炭供大于求、价格下行。中央介入后,对煤炭产能进行了严格控制,使得价格迅速反弹,并回升到一个合理区间。同时,董老师还仿真模拟了市场调节机制下煤炭的供求和价格变化,并将其与政府干预的效果和效率进行比较。研究发现,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央政府的强力干预政策能够高效、迅速地稳定煤炭价格、去除过剩产能。

李文钊副教授通过对我国财政预算变迁的实证分析,探讨了间断——均衡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并分析了政治周期、制度摩擦对预算变迁过程的影响。间断——均衡理论认为,由于人类不成比例信息处理的认知结构和制度摩擦的存在,使得政策过程遵循较长时期的稳定和突然的变迁规律。在预算问题中,渐进理论认为预算是一个政治问题,政治共识会导致预算过程中渐进主义逻辑。而间断—均衡理论则建立在对渐进主义理论的批判基础之上,认为预算变迁中也存在着稳定与剧烈变迁现象。对于间断—均衡预算理论的外部有效性而言,其检验范围目前更多地在欧美等西方民主发达国家。作为一个快速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预算过程是否遵循间断——均衡逻辑?预算过程是否受到政治周期和制度摩擦的影响?李文钊副教授通过对1992-2017中国财政预算和决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检验间断——均衡预算理论对于全国财政、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适用性,此外以“党代会”区分了研究时段中的不同政治周期,并以预算法规的数量作为制度摩擦的代理变量,研究了政治周期和制度摩擦对预算变迁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的财政预算变迁符合间断——均衡理论,不过在中央与地方、预算与决算之间存在差异,且政治周期和制度摩擦对预算变迁具有显著影响。

李家福书记对几位教授的发言进行了简单总结与点评,认为教授们就十九大精神进行了专业化的深度解读,这是一种实现“支部工作务实化”的重要尝试,探索了政治学习和专业学习的有机结合,实现政治学习带动、引领和促进专业学习,实现政治学习和专业学习的协同发展。与此同时,他也对李文钊副教授就本次会议的辛勤筹划合组织协调、各位教授的积极参与表示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