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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国王学院Chris Hamnett:西方城市的士绅化带来了什么

2019.12.20

究竟是什么造就了世界城市,或者全球城市,

并赋予其持续的生命力?

“全球城市”这个学术概念究竟如何走出学术界,

上升为城市的政策议程?

学界对“世界城市”和“全球城市”有哪些批判性反思?

围绕上述问题,克里斯·哈姆内特(Chris Hamnett)教授近期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了系列讲座。Chris Hamnett是英国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地理系荣休教授,其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全球城市、住房、社会极化和士绅化等,著述广泛且有影响力。Hamnett教授2007年当选为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Fellow of th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2010年当选为英国皇家文艺学会会士(Fellow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Arts),同年荣获英国皇家地理学会(RGS-IBG)颁发的Back奖章。

本系列共三篇,根据Chris Hamnett的讲座整理而成。


士绅化概念的起源

1964年,士绅化(gentrification)的概念由英国社会学家卢斯·格拉斯(Ruth Glass)首次提出。她描述道:“伦敦许多工人住区受到了中产阶级的侵入,中低层的房屋被高雅、昂贵的住宅所取代。早期或近期曾经被用作寄宿房等多种用途的维多利亚式房屋,再一次被改造和升级。一旦士绅化进程在某个区域发生,它将迅速发展,直到大部分原有工人阶级居民被空间挤出和置换,最后,这个地区的整个社会特征都将发生变化”(Glass, 1964)。

1973年,格拉斯再次评论了伦敦的士绅化进程:“伦敦正在被迅速更新,但这一更新模式不像我们曾担忧的那样。伦敦内城并没有被‘美国化’,它不会变成一个工人阶级占据的城市、一个极化的城市,或者一个黑人聚集贫民区的城市。伦敦内城的真正风险在于,它可能被士绅化,空间完全保留给中高阶层使用。”

到了1980年代,士绅化概念逐渐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其中一个推手是戴维·雷(David Ley)1980年发表的一篇分析温哥华城市空间变迁的文章。他在文中指出,随着受过良好教育的“新中产阶级”崛起,越来越多的人想住在离市中心、工作地点和城市文化更近的地方,这让更多的人看到了在市中心购买和翻新二手廉价房屋的好处。在类似案例之中,士绅化获得了它常见的定义:中产阶级迁入曾经作为工人阶级居住区的内城,同时伴随着住房的更新,以及从租赁变为私有化的过程。换句话说,这样的空间过程见证了特定地点的社会阶层重构。

绅士化在西方城市的显著性

在过去40年间,对西方城市,特别是美国部分城市而言,士绅化现象非常显著。为了说明其显著性,我们有必要回顾二战后西方城市社会变迁的历史。二战之后,郊区化导致内城人口减少,破败的内城住房被政府福利房替代,大量移民进入城市的内城地带,以及中产阶级向郊区的大规模迁移。在美国,该现象甚至伴随着城市族裔空间结构的再调整。1960-1980年间,美国许多城市的族裔结构迅速发生变化,在例如迈阿密、华盛顿、芝加哥、底特律、纽约等城市,黑人和拉美裔移民进入内城,而白人中产阶级前往郊区。这一现象被称为“白人群飞”(white flight)。比如,在1960年,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80%的人口是白人,而到了1980年,黑人的比例攀升到80%。

但随着大规模移民的进入、郊区的扩张和大型高速公路的建设,从1960年代开始,美国高收入人群有很大一部分从内城向外迁移。与此相对,较贫穷的群体则进入内城区,资本流出和基础设施破败等原因共同造就了内城衰退。西方城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地理也在这一时期发生重大变化。直到上世纪60年代,很多西方城市仍然有规模庞大的工业基础。

但随着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大量内城制造业被关闭或外迁,这导致格拉斯哥、利物浦、曼彻斯特、底特律、匹兹堡、芝加哥等传统工业城市失去工业基础。比如,底特律曾是美国汽车生产的中心,由于汽车工业的衰落和移民外迁,它的人口在过去30年中减少了一半以上。尽管底特律尝试更新中心城市,内城还是非常萧条。

内城人口的减少和城市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直接造成内城的“被废弃”和衰落状态。上世纪60年代,大规模的经济衰退、人口结构变迁、少数族裔失业导致了 “美国内城危机”。当然,这一危机也受到了美国许多城市大规模骚乱的影响。克纳委员会(注:林登约翰逊政府为了调查1967年动乱原因而成立)在1968年的报告中总结道:“我们的国家正在朝着两个社会发展,一个黑人社会,一个白人社会,它们之间分离且不平等”(Kerner Commission report,1968)。

这些变化的关键在于中产阶级的郊区化。生活在白人聚集的郊区让中产阶级们感觉“更安全”。不仅如此,郊区的生活方式还成为一种理想的象征。对很多二战后的美国居民而言,他们的人生理想就是在郊区拥有一栋独栋别墅,享受开敞空间和郊区生活,用汽车通勤上班。二战后内城的衰退是一种普遍现象,该现象在美国许多大城市中最为明显。中产阶级放弃了内城,纷纷迁入郊区。鲍勃·博雷加德(Bob Beauregard)在《城市衰落的声音》(1997)一书中就对该现象进行了很好的分析。

然而,欧洲的情形与美国非常不同。

美国经济地理学家阿隆索(Alonso)曾提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地租模型。该理论认为,在单中心城市和同质土地的前提之下,城市中各种活动的区位取决于它们所能支付地租的能力,因此,各种活动会通过土地供给、土地需求的市场价格变化来竞争各自的最佳区位。随着地理区域从市中心转移到郊区,土地价格和土地租金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居民必须在市中心内更小的空间、更高的可达性和郊区的更大空间、更长通勤距离之间权衡。

然而,在许多欧洲城市,例如巴黎、米兰等,城市中心和内城区的房屋或公寓比郊区房屋更受到中产阶级的青睐,中产阶级从未离开过内城。也就是说,二战后内城区的衰退现象,在美国许多大城市中更为明显。不过,随着二战后伦敦人口的减少,以及市政议会住房的清拆与重建,中产阶级也开始离开内城,引发了学术界对伦敦“美国化”的担心(上文提到的卢斯·格拉斯对此就有不少评述)

士绅化现象的发生机制

1980年代后,学术界围绕着士绅化的背后机制展开了广泛讨论。主流文献提出了三种解释:第一种关注需求和偏好,第二种关注资本和财产,第三种关注产业和就业。戴维·雷(David Ley)和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这两位地理学家的观点针锋相对,他们分别从需求和供给两侧给出了对立的解释。戴维·雷强调了文化和消费需求在士绅化过程中的作用。对于那些受到良好教育的“新中产阶级”来说,离工作地点和城市文化更近的(廉价)市中心住房具有巨大吸引力。他们希望通过更新住房获得良好的生活品质。这种变化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和温哥华非常显著。

与之相反,尼尔·史密斯认为应该从资本、土地价值结构和房地产市场等供给角度去理解士绅化的成因,强烈反对用中产阶级的需求与选择偏好去分析问题。史密斯认为,这种方法忽略了资本的作用以及住房市场结构——士绅化的实质是资本进城,而非居民重返内城。为此,史密斯提出了其“租金差值”理论。即随着时间推移,内城房屋和土地价值不断下降,潜在租金上升,所以二者之间的“租金差距”不断扩大,直到开发商认为再次投资城市有利可图,从而进入城市,造就士绅化进程。

但学界对尼尔·史密斯的论断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包括Hamnett教授在内的一些学者就提出,所谓的“租金差值”只可能在有潜力繁荣发展的内城出现,这需要伴随金融业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只有这些产业的兴起才会不断提升那里的空间需求,从而为“租金差值”的发生提供必要条件。与之相对,在那些内城凋零的城市,例如底特律、利物浦,即便出现了租金下降也未必能够造就“租金差值”,更无法进一步导致士绅化。

换句话说,士绅化只会出现在金融等服务业部门不断壮大,专业人员、管理人员和中产阶级不断增长的城市中。只有当中产阶级对内城区住房有足够多的有效需求,士绅化才会被调动成为弥补租金差距的首要手段,“需求”在这个过程中才是关键所在。

士绅化的不同形式与社会影响

在过去三四十年,士绅化呈现为多种形式。其中主要包括原有内城住房的升级更新(例如波士顿、旧金山、华盛顿特区以及纽约)、工业和商业物业变为公寓(例如纽约、伦敦)、新建士绅化(比如伦敦)、政府推动的城市更新(比如北京和上海)四种类型。后两者最近受到较多关注。Lees等人指出,有的城市政府将士绅化作为解决城市衰退问题的潜在解决方案,并造成了相应的社会问题——比如,东伦敦码头区的更新就体现了士绅化的最新形式:新建士绅化(new-built gentrification)。

士绅化概念关注的一个核心议题是,这个区域的原有居民会不会因此被迫迁移(displacement)。随着租金和价格上涨,这些人往往难以负担区域更新后的城市生活。在相关文献中,士绅化和人群的置换总是同时发生。因此,主流文献对士绅化一向持批判态度,这也导致了有关各方围绕士绅化的成本与收益激烈辩论。其中持批判态度的论者常常通过各种案例提醒我们,士绅化总是会带来人群的替换,导致原住民的大规模挤出和被迫迁移。同时,随着新进入居民(即所谓“绅士”)支付费用的增加,士绅化进程几乎总是伴随着房价上涨。

通过深入分析伦敦房价的演进,Hamnett教授发现,伦敦内城在近几十年来,已从伦敦市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转变为最富有的地区之一。与此同时,伦敦最昂贵地区的房价一直稳步增长,这甚至进一步导致已进入内城的“绅士们”再次被推离市中心地带,以重新获得可负担的空间和住房。他将这一现象称作“空间错位需求”。在内城房价上涨的过程中,外围地区的价格也被推高,从而导致过去40年间伦敦住房地理格局的巨大变化。现在,伦敦中心城区和内城房价最为昂贵,而郊区相对较低。毫无疑问,中产阶级确实已经“重夺”了这座城市。

我们回到卢斯·格拉斯(Ruth Glass)1964年的论述:“伦敦城内或附近的任何地方,不管多么脏乱差,都可能变得昂贵。伦敦可能很快就会变成一个‘适者生存’的城市:也就是说,只有经济上‘最适’者,只有那些能够负担在那里工作和生活的人,才能留下来。”过去50年的变化证明了格拉斯的观点。除了那些居住在位于内城的政府福利房中的居民,伦敦的中心地带确实仅为有钱人服务。


(作者万思齐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规划与管理系博士生。本文由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规划与管理系助理教授赵益民、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规划与管理系教授秦波审校。首发于澎湃新闻《市政厅》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