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17日晚，应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主任孙柏瑛教授的邀请，借庆祝人大行政管理系（所）建立30周年之机，知名社会学家、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周雪光教授为人大公共管理学院师生，以及来自人大其他学院和北京多所高校的师生做了专题讲座，主题为“一统观念与帝国逻辑：以科举制为着眼点”，孙柏瑛教授主持讲座。求是楼四层报告厅座无虚席，参加踊跃。

 周雪光教授在中国研究上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基础，而其以往的研究集中于国家的官僚体制与组织制度，此次讲座则是对其正在进行中的最新研究成果的汇报，关注国家治理体系的观念制度，尤其是作为中华帝国一统体制基础的科举制度。周教授对于国家官僚体制的研究缘起于帝国治理上所面临的基本矛盾，亦即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张力。中国传统的治理模式为郡县制基础上的中央集权制，因此官僚体系面临着有效治理的艰巨任务：一方面要完成自上而下的任务，另一方面要解决地方性困难和问题，两种任务之间的张力导致了国家在不同治理模式间的钟摆式变动：有时过度集权，降低了有效治理能力；有时过度分权，威胁了中央集权的稳定性。为解决此矛盾，国家的官僚体制发展出一套独特的治理技术逻辑，即委托代理关系，正式与非正式的关系，以及名与实的关系，这些治理机制导致了国家决策的一统性与地方执行的灵活性之间的张力，以及运动式治理与常规治理之间的交互替代。

在对官僚体制的研究基础上，周雪光教授将研究的焦点转移到国家的观念体系。其研究的起点是“黄仁宇悖论”所展示的独特的“潜水艇三明治式”国家与社会结构，一方面是中央有权无力，地方有力无权导致的“疏放式管理”，另一方面是简约国家下稳健的基层社会秩序。这个悖论所揭示的是在庞大中央集权与简约式国家之间的矛盾，尤其是作为正式组织的皇权统治和地方自治秩序之间的脱节问题。周雪光教授认为要解释这个悖论，需从非正式组织机制，亦即观念制度入手，如意识形态、信仰、习俗等，而作为中国“一体化”观念制度之载体的由科举制度产生的“士大夫”阶层从各个方面维系了中国的超稳定结构。科举制度主导构建了中国的知识世界，制造了社会的等级地位与秩序，并促进了国家与社会精英的结合。从更深的理论意义上来看，以儒家经义为主导的科举制实现了政统、亲统和道统的同构性，以普遍主义原则打通了公私、家国边界，从而导致了“官僚体制”内外的高度重合、关联与渗透，以及国家“自上而下”和社会“自下而上”的双重建构。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科举制杰出产物的士大夫阶层起到了连接国家、官僚、士绅、宗法的作用。

在国家自上而下的制度，如里甲赋税制度，和社会自下而上的制度，如宗族谱牒制度之间，存在一个双向的建构过程，它们形式相同，但是目标各异，相对独立，却又松散关联。由此，周雪光教授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分析，认为在观念制度和组织制度之间存在一种替代关系，并用清代进士数量与治理难度之间的粗略对比证实了科举文化兴盛的地方，地方自下而上的治理替代了国家自上而下治理的初步假设。周雪光教授提出正是这种松散关联的组织结构成就了帝国的千年历史，一方面维持了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而另一方面坚持了组织上的松散弹性，并以此回应了黄仁宇悖论，指出科举制度产生的士大夫阶层所承载的文化观念一体化是问题的关键。最后周雪光教授指出中国近代以来的危机正是观念制度的崩溃与危机，而1949年以后的中国治理要解决的也正是新的社会整合的困难与危机，这一思路亦将对今天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提供深刻的启发意义。

在讲座最后，周雪光教授进行了方法论的反思，强调要寻找国家治理的历史线索，不仅要在正式的史料和史学研究，如历史典籍、制度史、思想史中借鉴思路，而且要到非正式的社会史、文人笔记、小说和文学艺术研究中寻找灵感，从而实现社会科学与史学研究的互动，通过点滴片段的积累，拼凑出实际过程的历史图画，以此来解读中国国家治理背后的机制过程。

    周雪光教授与师生进行了互动，回应了师生对其新作“一统观念与帝国逻辑”的评论，详细、充分解答了师生提出的挑战性问题，现场气氛非常热烈，讲座圆满结束，创下了公共管理学院学术讲座参与人数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