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入贯彻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充分发挥党建带动学科建设的良好作用，12月26日下午，我院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党支部和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在求是楼320举办“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暨第二届新年学术报告会。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副所长李文钊教授和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杨宏山教授先后主持会议，学院党委书记李家福研究员、常务副院长许光建教授、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毛寿龙教授、孙玉栋教授、范永茂副教授、李青副教授、钟卫副教授、刘伟副教授以及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研究所的全体博士生和硕士生参加了报告会。

学院党委书记李家福对本次会议的举办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对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党支部表示感谢。他指出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也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和《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从站起到富起来、强起来。改革开放40年对中国社会的宏观和微观都产生了广泛深远影响，中国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党中央刚刚于12月18日隆重举行了改革开放40周年的庆祝大会，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有很多新论断，鼓舞人心，为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指明了前进方向。公共财政与公共党支部和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研究所联合开展“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学术研讨会，这是一种实现“支部工作务实化”的重要尝试，探索了政治学习和专业学习的有机结合。他认为，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党支部今年第二次举行新年学术报告会，正在形成新的品牌，在支部建设和专业建设的双重合力之下，一定会越办越好。

在专题发言环节，许光建教授首先就“改革开放40年的国家规划”进行了发言。他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政府规划，不论是长期规划、专项规划还是区域规划，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立足于比较的视角，通过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规划的梳理，许光建教授对国家规划的变迁进行了总结，认为这一变迁首先表现为背景的变化，体现了国家在计划经济、转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战略意图和工作重点的改变。

毛寿龙教授围绕“政府改革的秩序维度”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中国的改革核心是政府改革，改革开放的40年，也是政府改革的40年。政府改革的成功点在于秩序维度的成长，具体体现为稳定的政治秩序和政府秩序，权威秩序和权力秩序，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成长。

杨宏山教授对中国政策议程设置的制度发展进行了介绍，并由此考察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政治发展。他指出，针对政策议程设置的研究具有两种视角，一是控制权的视角；二是议题学习视角。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政策议程经历了由权力支配转向互动创设的制度变迁，分权改革提升了地方政府话语权，市场化改革提升了企业家话语权，决策咨询扩大了专家作用。由于决策系统寻求更广泛的知识应用，府际学习从政治精英主导转为全国互动，专家参与从个人咨询转向智库建设，社会互动由政治动员型参与走向公众参与议题建构，政府更加注重应用多元主体掌握的政策知识，以提升决策理性和民主性。

孙玉栋教授对个人所得税的变迁进行了解读。他对个税改革带来的变化进行了介绍，认为公司薪酬福利制度、外籍个人、双重国籍者、公司管理层和高净值个人等都将针对个税改革进行相应的调整。与此同时，个税申报在未来将可能称为技术性、专业性较强的新业务。依托身份证好吗的纳税识别号也将使税收方面的诚信记录变得越来越重要，高收入群体需要合法的进行税收筹划。

李文钊教授以“作为界面的政府及其重构”为题，建构了一个理解40年来中国政府改革的新分析框架。他认为，对于政府改革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以及有什么效果的回答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变革时代中的政府改革，这四个问题也构成了政府改革研究的核心问题。基于人工科学的概念，他提出了从界面视角理解政府及其改革的新思路。他认为2018年以来的改革，是政府全方位的界面重构，在互联网时代，政府的物理界面重构与网络界面重构实现了对接，开启了新的界面重构改革。

钟卫副教授基于发达国家的经验总结，对政府促进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机制进行了讨论。他对中国政策针对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不足进行了总结，认为财政资金投入仍有待加强，各类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作用对象多是企业，对大学的支持力度明显不足，对创新创业类服务机构的扶持还不够。

范永茂副教授主要关注了中国预算改革的四十年，他认为尽管我国实现了预算制度的法治化，预算编制的科学化，预算过程的公开化和预算制度的完整化，但是仍存在许多问题与挑战。预算国家建设，乃是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逻辑起点和突破口，未来我国应在集中统一与内外约束同时推进的总体性原则下，建立全面、规范、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

李青副教授讨论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地方债务的发展历程。她认为，目前中国的地方债务与过去相比已经初具雏形，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国地方政府虽然已经具备了权力，但是市场还需要成长，需要配套法律、行政、财政、宏观经济等综合因素。一个国家是否敢借债、是否能够管理好债务，也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