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4-29
公共管理学院学术沙龙第100期成功举办
教授对话雄安新区建设
2017年4月26日中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举行第100期学术沙龙——“教授对话雄安新区建设”。本期特邀我院教授叶裕民、许光建、毛寿龙、杨宏山、秦波以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肖金成,就雄安新区建设展开对话。沙龙由叶裕民教授主持。
许光建教授从战略的视角,详细讲述了雄安新区的决策过程,解读了雄安新区的战略意义、发展理念和重点任务,并对雄安新区的发展远景进行了展望。肖金成所长从区域经济学视角,指出设立雄安新区既是偶然,又具有必然性,通过将雄安新区打造成为反磁力中心,既有利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又能够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秦波教授从空间规划的视角,介绍了雄安新区的规划概况,解析了设立雄安新区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天津滨海新区规划、河北省城镇体系规划的长远影响,并对雄安新区的交通、生态、经济社会等现状进行了展示和探讨。毛寿龙教授从公共政策的视角,阐释了雄安新区发展的秩序维度,指出雄安新区发展具有国家秩序优势、扩展资本市场秩序优势、原始秩序优势和心理秩序优势,但同时要警惕陷入“优势诅咒”的路径依赖。杨宏山教授分析了北京成为“巨无霸”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与落实反差大的原因,并结合日本筑波新城案例,探讨了雄安新区建设的路径与动力。叶裕民教授从“为什么”“做什么”“怎么做”三个维度,对雄安新区的决策过程、功能定位和发展策略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把握,着重强调了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要处理好的七大关系。
本次对话引起了现场的强烈反响。会后,参会老师和同学就相关话题与六位主讲教授展开了热烈讨论。
许光建:雄安新区——从战略构想到政策落地
一、雄安新区的决策过程
从2015年2月选址工作启动,到今年4月1日正式发布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决定,共历时两年多的时间。在2016年5月2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听取了关于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研究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有关情况的汇报,并对雄安新区的定位作出明确指示:“雄安新区是党中央批准的首都功能拓展区,同上海浦东、广东深圳那样具有全国意义”。在疏解北京市的非首都功能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两个新城,形成北京新的‘两翼’……这件事确实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要能够经得起千年历史检验。”
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所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对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地区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二、建设雄安新区的战略目标规划建设雄安新区,要在党中央领导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十三五规划”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历史文脉,建设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对于雄安新区的高标准、高定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雄安新区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新区,其定位首先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重点承接北京疏解出的行政事业单位、总部企业、金融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不符合条件的坚决不能要。要将创新驱动作为雄安新区发展基点,进行制度、科技、创业环境的改革创新,吸引高端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建设集技术研发和转移交易、成果孵化转化、产城融合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从中央的文件精神来看,雄安新区发展的重点任务有七大方面:
一是建设绿色智慧新城,建成国际一流、绿色、现代、智慧城市。二是打造优美生态环境,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三是发展高端高新产业,积极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培育新动能。四是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建设优质公共设施,创建城市管理新样板。五是构建快捷高效交通网,打造绿色交通体系。六是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市场活力。七是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打造扩大开放新高地和对外合作新平台。
三、雄安新区的远景展望
按照中央的要求,雄安新区将建设一座绿色生态之城、标杆之城、现代宜居之城和创新发展之城,将对国内其他城市的建设产生显著的示范效应。同时,建设雄安新区是一项历史性工程,需要具有长远眼光、充分学习借鉴世界上的先进成熟的城市建设经验和做法,体现中国文化特色,还要规划先行,严格建设质量。
肖金成:雄安新区设立的偶然与必然
要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就必须建立反磁力中心。北京人口规模之所以越来越膨胀,导致严重的“大城市病”,原因在于大都市的虹吸效应。现代社会,通过军队等暴力手段驱赶人口是行不通的。要吸引人口离开北京,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就必须打造一个针对北京的反磁力中心。反磁力中心必须满足四个标准:第一,交通更便捷;第二,设施更完善;第三,环境更美好;第四,经济更繁荣。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比北京更大的吸引力,吸引人口离开北京。
设立雄安新区,既是偶然,又具有必然性。首先,反磁力中心和北京的距离必须适中。距离太远,对北京人口的吸引力就会变小,难以达到疏解北京人口和非首都功能的目的;距离太近,就会在发展过程中与北京连成一片,最终回复到单中心“摊大饼”的发展模式。其次,打造反磁力中心还必须考虑到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兼顾推动河北的发展。而河北省现有的城市产业发展不理想,难以对高端产业和人口形成有效的吸引力。再考虑到设立特区较为困难,在河北设立战略功能新区就成为最佳之选。从这些方面看,雄安新区的设立具有必然性。
设立雄安新区,是将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与战略型功能新区相结合,不仅有利于疏解北京人口规模和非首都功能,解决“大城市病”,而且有利于推动河北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
秦波:雄安新区的规划影响与发展现状
首先从技术角度简单分析雄安新区的基本规划指标。雄安新区规划涉及雄县、容城、安新三县,起步区面积约100平方公里,中期发展区面积约200平方公里。按照城市规划人均用地100平方米、1平方公里1万人草算,雄安新区起步区人口规模应在100万人左右。这个量级的规模才能真正起到反磁力中心作用,但基于一般的城市人口增长规律,实现这样的人口规模也绝非易事。雄安新区远期控制区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将对周边区域产生深远的影响。
探讨雄安新区对北京、天津、河北正在编制和实施的规划的影响。首先,雄安新区的建设可能会使正在公示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0)做出调整,北京将会在南部投放更多资源,修建高速公路、高铁、轨道等基础设施,以强化与雄安新区的交通联系。其次,雄安新区的建设可能会对天津滨海新区的未来发展带来压力,两地应和通州城市副中心一起,谋求错位竞争、实现协同发展。最后,雄安新区的建设也会对河北省城镇体系产生重大影响。目前,石家庄和唐山作为河北省两大经济中心,对其他地域经济的带动能力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而雄安新区作为新的经济中心,将对周边起到较强的辐射带动作用,从而彻底改变河北城镇体系的空间格局。
最后基于踏勘对雄安新区的发展现状进行简单介绍。一是交通设施需要大幅提升。建议延伸既有的客运高速线到雄安新区,围绕其站点建设综合性交通枢纽,并以放射与环状结合的方式连接雄安新区各个功能组团,形成完整的交通体系,实现职住平衡。二是当前该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这确实降低了未来拆迁和建设的成本,但对本地居民利益的保护一定不能忽视。三是白洋淀水质污染不容乐观。进行用地规划时可以利用白洋淀布局功能组团,但前提是做好水质改善和环境治理工作。
毛寿龙:雄安新区发展的秩序维度
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成立雄安新区后,“雄安”新区引起了媒体、专家学者、智库以及投资者等各方热议和关注。媒体报道铺天盖地,中国传媒大学成立雄安新区发展研究所,钱学森智库有20余位院士专家为雄安新区建设共商创新发展,“雄安概念股”甚至成为了百度搜索第一核心词。
为何资本市场对雄安概念股那么敏感?雄安新区属于国家战略,这意味着免费的财政和低成本货币投入,同时具有规划政策、人才等优势,而这些都是可以遇见的确定性,即“租”,正是因为这些“租”,使得投资者在资本市场可以寻“租”,由此而获利。但与此同时,资本市场的治理结构也出现了不确定性。雄安新区是确定性的计划经济实验,需要市场经济作为补充,但市场经济是复杂的,不确定的,有时候投资和套利是一体的,由此,出现了不正常的资本市场的计划经济,治理层次的不稳定,导致了资本市场的结构性不稳定。
但从总体来看,雄安新区的发展有其秩序维度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国家秩序优势、扩展资本市场秩序优势、原始秩序优势、心理秩序优势。
首先是国家秩序优势。雄安新区占据了国家秩序的制高点,变成了政策洼地,使其发展具备了国家级的政治优势,可获得各项政策红利,包括土地指标、规划项目审批、行政审批乃至其他各种政策指标,雄安新区都将获得优先的照顾。
其次是扩展的资本市场的优势。自公布成立雄安新区起,资本市场迅速反应,概念股形成,连续涨停。对此早有关注的投资者已经获得了第一波段的利益,估计在一年时间里,还有更多的可炒作题材。股市的反应只是资本市场的一朵朵浪花,资本市场真正的力量还在于更多的投资者的关注,以及进一步可能采取的投资行动。
第三是原始秩序的优势。雄安新区所在的地区,目前尚未实现城市化,还处于比较原始的待开发状态。这使得雄安新区在发展与规划中,没有发展的沉滞成本,可以一切从崭新的原点出发。雄安处于京津冀核心区三角之一角,在京津冀地区具有和北京、天津一样的区位优势。而在这个三角中,北京和天津已经拥挤不堪,发展空间有限,且北京有很多非首都功能亟待疏解,这显然使得雄安新区的发展有了很强的原始秩序的优势。
第四是现在各个方面形成心理秩序的优势,这也是最大的优势,让各色人等,从心底对雄安新区刮目相看,从而在认识上、行动上直面雄安新区。后续的投资者、企业家以及更多的专业人员,都将一波波热情洋溢地奔赴雄安新区,成为雄安新区热情的建设者。这显然是雄安新区最宝贵的财富。
雄安新区的发展值得期待,但其秩序维度内含的风险也值得关注。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过程,一个地区的发展,开始的时候如果某些方面的优势特别明显,如果没有很好地得到消化和利用,很可能让其在拥有先发优势的情况下,很快失去优势,并且进入一个“优势诅咒”的路径依赖。对于雄安新区而言,有些优势的形成缺乏一个过程,若没有持续看得见的行动的成功和项目的发展的可持续支持,其优势的释放和利用,也没有多少空间。因此,雄安的发展一定要让各个方面有一个逐步探索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利用优势,提前规避潜在问题,从而让雄安新区实现可持续稳健的发展。
杨宏山:雄安新区建设的路径探讨
国家决定设立雄安新区后,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面临双重任务,一是推进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二是支持雄安新区建设,如何既保障首都可持续发展,又推进雄安新区建设,需要厘清政策思路,找准“抓手”,明确行动路径,发挥两个积极性。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城市规划凸显了政治和文化中心,不再提及“经济中心”功能。然而,首都发展的规划目标与实际结果之间存在巨大反差。北京拥有全国最为优质、最为配套的公共服务,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进入新世纪以来,北京市的经济中心地位不仅没有弱化,反而呈强化趋势。首都政治、经济、文化、国际交往、科技创新等多重功能不断叠加,导致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大城市病”凸显。
中央制定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以来,北京主动采取行动,拆除大型集贸市场,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实行以业管人、以房管人,致力于控制人口规模。然而,北京的首都地位以及优质公共服务高度集聚,对人才、资金流动具有巨大的虹吸效应。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现状是“规划多、主体多、抓手软、落实差”。
推进雄安新区建设,有必要以共享优质公共服务为先导,搭建京冀合作平台,坚持存量疏解和增量疏解并行,以增量疏解为主,支持雄安新区集聚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吸引高端人才集聚,进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形成“容体”效应。为此,政府可出台一定的激励政策,引导在京公共服务单位到雄安新区建设分支机构,支持其扩大办学规模。比如,严格控制在京高校办学规模,对在雄安校区提供专项招生指标,则可引导高校向新区搬迁。
叶裕民:理解雄安新区——为什么、做什么、怎么做
一、为什么要设立雄安新区?
根据发展经济学,一个国家各地区之间发展差距过大,就是二元的、落后的,缩小地区差距是一个大国崛起的必然战略选择。而缩小地区差距是一个由点到面的带动过程。上世纪80年代,深圳的崛起引领了珠三角发展,带活了华南地区;上世纪90年代,浦东新区的开发带活了长三角,实现了东部沿海地区的整体崛起。21世纪头十年,国家希望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现环渤海和东北地区的崛起,进而再去解决中西部崛起问题。然而,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京、津“大城市病”日趋严重,与河北的发展差距也不断扩大,围绕京津地区形成了一个拥有290万贫困人口的贫困带。与此同时,成渝地区迅速崛起,我国南部地区整体发展走向相对均衡,南北差距加大。因此,国家更加迫切希望找到一条能够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路径,带动华北乃至整个北部地区的振兴,进而推动全国一体化进程。
整个北部地区的活化节点就是京津冀,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就是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突破口。京津冀存在着过密与过疏、过度拥堵与贫困两组对应的矛盾与问题。通过规划发展雄安新区,作为非首都核心功能的集中承载地,既有利于解决京津过密问题,又能够推动河北地区的发展。雄安新区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捷,生态良好,开发度低。在这里建城,不会过多打扰当地人的生活,涉及搬迁量比较少,能快速起步见到效果,和北京通州共同构成北京的新两翼,带动北京郊区和河北发展。
二、雄安新区做什么?
第一,从功能定位上看,要把雄安新区建成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雄安新区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新区,其定位首先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载地,重点承接北京疏解出的高端高新技术产业、行政事业单位、总部企业、金融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不符合条件的坚决不能要。
第二,从水平定位上看,雄安新区将是我们留给子孙后代的历史遗产,必须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坚持用最先进的理念和国际一流水准规划设计建设,把每一寸土地都要规划好,精心推进,经得起历史检验,不留历史遗憾。
三、雄安新区怎么做?
雄安新区建设要处理好七大关系:第一,北京人口疏解与振兴河北发展的关系;第二,疏解高端高技术产业等高端非首都功能与北京繁荣的关系;第三,作为经济增长极与创新区域协同发展体制机制的关系;第四,政府治理与市场活力的关系;第五,城市高水平建设与可持续运行的关系;第六,雄安与河北其他地区疏解首都功能的关系;第七,以北京为核心疏解非首都功能与以河北发展整体利益为核心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作用的关系。在这七大关系中,后者是前者的保障,更具基础性和长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