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楠迪扬|中国人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黄冈，目前是仅次于武汉的重灾区。在人们的想象、社会的期待中，这里的主管部门本应在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全力抗击疫情。然而，面对中央督察组的问询，湖北省黄冈市卫健委主任唐志红竟然对全市收住病人数量语焉不详，“一问三不知”。新闻播出当天，这位主任已被免职。

中央督察组镇不住一个“不知道”

令人吃惊的是，面对央视记者的提问，这位卫健委前主任不但不了解本市数据，“我不知道”几个字说的铿锵有力，不以为然，理所当然。经常到地方调研可以发现，很多地方官员对辖区或主管领域的数据烂熟于心。无论对于掌握面上情况，作为日常决策的基础支撑，还是向上级汇报工作、向来访考察人员介绍情况，这并不算什么看家本领，而是领导级别官员的基本功。
疫情当前，在全国人民聚焦的重灾区，当地主管部门领导没有全程跟踪实时数据，掌握最新情况，当着中央督察组的面，打电话问下属，面对CCTV的镜头这个态度，不禁令人哗然，有来自黄冈的网民看后留言“心拔凉拔凉”。
统计数据是政府决策最基本的参考依据。 这位“一把手”几次强调有主管下属专门负责统计数据，言外之意，收住病人数量是细节，不是“一把手”应该关心的。但是一个基本数据都不清楚的主管官员，如何能够根据真实数据做出决策，随时指挥调整医疗资源配置？难道说，统计数据只是用于上报上级供计数使用的干瘪数字？ 
一线官员是遏制疫情发展最重要的指挥力量。 大年初一，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部署疫情防控工作，特别提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要坚守岗位、靠前指挥，在防控疫情斗争中经受考验，深入防控疫情第一线，及时发声指导，及时掌握疫情，及时采取行动，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但是一个对基本数据不清楚卫生部门“一把手”官员，如何能证明自己是关心疫情，对疫情足够了解，如何能够让人民相信可以到冲在前线、“靠前指挥”？
看了报道和直播首先的反应是，这不太符合人们对疫情前线指挥状态的心理预判。 很难想象，这位“三不知”主任怎么会有这么足的底气？把中央的要求当耳旁风，即便是面对中央派到地方的最高督察力量也是这个态度。但镜头记录的是最真实的画面。在央视的镜头前，她所反映的很可能就是真实的工作状态和作风。如果危机关头都是这样的风格，那么平时呢？最近有声音认为地方因循守旧的治理思维延误了疫情防控工作，“三不知”主任是个缩影。

危机时期的干部任用：

不应只是迅速摘帽

危机时期的干部任用是对地方紧急调兵遣将能力的重要考验之一。黄冈市的动作十分迅速，新闻播出后两个多小时，就公布了对这位主任的免职通知。但疫情宣布十余天了，为什么在中央督察组来了，央视新闻播了，才做出这个迅速的免职动作？卫健委是防控疫情的主管牵头部门，并不是二线部门，一线部门“一把手”的工作情况地方不实时检查和掌握？这暴露了被动的干部任免思维。可以理解的是，疫情当前的首要任务和主要精力是全力应对防控工作，长期任职的地方干部熟悉当地情况，出于工作延续性和凝聚团队考虑，没有特殊情况和明显更加合适的人选，不适宜在紧急的关头临阵换帅。但是稳定局面的考虑要有底线要求，对基础数据“一问三不知”，坐等上级部署，不推不动的“一把手”，特别是一线重灾区，应及时做出果断调整，以确保疫情防控工作指挥有力。

城市治理水平：

关注度不平衡、地区差异显著

“三不知”主任的乌纱帽被拿掉了，但这也许只是事情的开始。 聚光灯外，还有多少这样的官员？
如果不是因为地靠武汉，成为疫情重灾区，很多人不会关注黄冈，提起黄冈，可能还得在地图上查一查位置。 作为湖北省一个普通的地级市，黄冈并不是出现在公众视野的高频城市。 以百度指数和几个一线城市、省会城市，或发达地区的城市比较，疫情爆发前，黄冈的关注度远低于上海、杭州，这是预料之中的。 黄冈的关注度也明显低于苏北地区的地级市盐城。 黄冈与孝感都是武汉以外这次疫情的高发城市。 疫情宣布前，两城市的关注度几乎重合，都几乎贴近底线，处于“少人问津”的状态。 最近的黄冈，因为疫情，才开始被广泛关注。
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是一面镜子，当所有的聚光灯都照到这里的时候，就会放大已经存在，只是一直被忽视的问题。 被放大的问题不仅有干部工作作风，还有城市的综合应急能力、资源调配能力、社会治理能力等综合治理能力。 黄冈这位前卫健委主任的表现也许会让人错愕。 但是在治理水平、治理风格上，是不是还有更多的“黄冈”？
国家推动“放管服”改革以来，地方各省市的综合治理水平和服务意识已经有了显著提升，但不可否认的是，媒体和社会的镁光灯更多照向发达地区和明星城市。 这些地区的改革经验更为人熟知。 相比之下，类似“黄冈”的中西部城市不免成为公众关注洼地。
这些情况提示着我们城市间治理水平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 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相比，中西部的非直辖市、非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与中心城市、明星城市的差距仍比较明显。 2014年，国务院公布《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发〔2014〕51号），将我国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 地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为超大城市，500万到1000万为特大城市，100万到500万为大城市，100万以下为小城市。
黄冈虽然在常住人口规模、辖区面积上都与盐城不相上下，位列特大城市，但经济发展水平大体上与盐城相差甚远。 某种程度上，城市人口规模和密度会影响一个城市的的治理复杂程度，人口规模、密度大的城市要求管理者具有更高治理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则更会增加治理难度。
我国在人口规模、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上类似于黄冈的“发展中”城市还有很多，与改革前沿、发达地区的差距也同时体现在治理水平和治理思维上。 治理思维钳制治理水平，治理水平影响地区综合发展。 疫情过后，回归常态治理，应更加关这些城市的实际治理能力和状态。

疫情过后：

关注地级市常态治理

从行政层级上，地级市治理应该引起更多重视。在我国四级地方行政层级中，地级市一级处于省和区县之间，既不属于地方最高的行政层级，也不属于基层。相比之下，省级政府由于直对国务院及各行业主管部门，通常在执行国家政策上表现出较高效率。而区县、乡镇政府位于基层，直接面对社会、百姓的诉求，具有较强的回应性和回应意识。处于中间地带的地级市，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整体上，在自上而下执行中央政策的执行力上不如省级，在识别社会需求的敏锐性上比不如基层。 

但地级市处于上传下达的关键位置，是中央政策落地的重要管道，是地方财政部署、引导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重要层级。曾有声音认为，地级市一级增加基层和省之间的沟通成本，对于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县，区县级财政和经济、社会发展权限受到地级市的节流、限制。此种声音的支持者甚至认为，地级市一级应该取消。近年来，国家也在部分试点地区推行“省直管县”的实验。但省直管县目前尚未在全国范围普遍推开，一定程度上说明地级市一级的存在有着客观必要性。我国的省、市、县数量几乎以10倍倍增，30余省份下辖300余个地级市，300余个地级市下辖近3000区县。在现有的行政建制基础上，取消地级市势必会给省带来沉重的治理负担。

全面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是一句空话，需要各级政府的治理能力综合提升，哪一层级缺位，都会拖整体的后腿。地级市治理须面对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发挥管道作用。有效沟通省与基层，及时传递并落实上级政策，同时第一时间将基层的信息反馈给上级，为国家和省决策参考提供真实准确的信息和数据。

第二，强化统筹能力。持续提升地方改革的统筹能力和资源聚集能力。在可支配财政和政策范围内，凝聚各方资源，有效支持辖区各地发展相对优势。

第三，提升理论素养。作为中间层级，地级市一级要具备必要的理论素养，有能力及时将基层改革营养和原汁原味的经验提炼概括为地方模式，助推改革的示范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