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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才争夺标准的共性与差异

2018-06-13

李家福:城市人才争夺标准的共性与差异


21世纪是知识经济和高层次人才竞争的时代,为了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占据主动,世界各国都特别重视培养和吸引创新领军人才。在国际人才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我国“十三五”规划纲要强调“要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加快推进人才发展体制和政策创新,构建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提高人才质量,优化人才结构,加快建设人才强国”,要重点在建设规模宏大的人才队伍、促进人才优化配置、营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三个方面发挥政府主导作用。2017年以来,我国不少大中城市在落实“十三五”规划纲要精神前提下,陆续制定人才引进办法,其中既有以武汉、西安、成都、南京为代表的二线城市,也有以珠海、东莞、义乌为代表的中小城市,把吸纳英才置于战略优先发展地位。特别是随着2018年3月超大城市北京和上海的加入,“人才争夺战”白热化态势更加不可阻挡。争夺人才现象的出现,既说明我国进入新时代后经济驱动模式由传统劳动密集产业推动转向由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产业推动,又表明当前各类城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特别渴求。


城市人才引进政策的主要差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为了加快形成一支规模宏大、富有创新精神、敢于承担风险的创新型人才队伍,要重点在用好、吸引、培养上下功夫。要用好科学家、科技人员、企业家,激发他们的创新激情。要学会招商引资、招人聚才并举,择天下英才而用之,广泛吸引各类创新人才特别是最缺的人才。目前,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南京、杭州、成都、济南、石家庄、郑州、长沙、太原、厦门、大连、青岛、合肥、宁波、东莞、义乌、宜春、珠海等城市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人才观要求和十九大精神,因地制宜制定了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出台了人才引进相关政策。依照城市类别和政策内容,通过选取北京、武汉、西安、义乌4个具有代表性城市的人才引进政策,从政策设置的主要面向、福利待遇、引进目的和人才基础四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我们发现不同级别城市人才引进政策各有侧重,其政策逻辑差异化明显,主要表现在:


一是不同级别城市人才引进立足点不同。以北京为代表的一线城市人力资源层次丰富,人才类别从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到基层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人全部涵盖,其中普通中高层次人才数量较多,接近饱和。因此,北京人才引进政策的立足点不在于吸引普通中高层次人才,而在于吸纳“高、精、尖”的创新拔尖型高层次人才。与此相反,以义乌为代表的中小城市由于城市吸引力不足,大量人力资源流向一、二线城市,导致自身人力资源单薄,中高层次人才匮乏,因此需要通过系列优惠政策吸引外来人才,填补中高层次人才的空缺。介于二者之间以西安和武汉为代表的二线城市,有一定的人才储备基础,人力资源层次较为丰富,但相较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态势,高层次人才资源储备不足,需要进一步优化城市人口结构,采取更具竞争力的政策吸引英才。通过分析还可看到,同一级别不同类型城市人才引进政策的立足点也各有不同,西安受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影响,战略地位陡增,其人才引进政策的立足点在于吸纳满足当下经济建设的优秀人才;武汉作为近年来发展大步提速的二线城市,其人才引进政策的立足点则在于优化城市人口结构,促进城市经济建设和文明建设。


二是不同级别城市人才引进方式不同。不同级别城市发展程度不同,拥有人力资源和政策制定自主权不同,自然会采用截然不同的人才吸引方式。北京作为首都和国际化大都市,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在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领域和投资创业环境上领先全国,不需要通过资金补贴和福利待遇吸引人才,仅仅凭北京户籍就足够招来高层次人才,其吸引人才方式是“高、精、尖”选拔型人才引进。相较超大、特大城市,中小城市竞争力不足,吸引力处于劣势,必然通过高额资金补贴和提供最大福利待遇招揽人才,其人才吸引方式多为“物质刺激”型人才引进。相形之下,二线城市本身具备较为丰富的人力资源和较为先进的基础设施,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也较有吸引力,且具有较大的政策自主权,但出于其人口结构中高层次人才占比不高,因而其人才政策提供的不只是资金补贴,还有配套的高规格福利待遇,其人才吸引方式多为选拔招徕型人才引进。


三是不同级别城市人才引进目标不同。北京作为国家创新科技应用的前沿一线城市,承担着“中国制造2025”“工业4.0”等重大国家发展战略使命,需要大批顶尖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的支持,其人才引进目的在于,不仅要满足新时代城市高度文明发展、产业优化布局的需要,还要满足支撑作为国家高端前沿产业发展的试验田和驱动国家级重大工程项目的需要。武汉等二线城市人才引进的目的,更注重满足建设现代化都市、优化城市人口结构、带动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改善城市文化气息的需求。西安等战略地位重大的二线城市,适逢国家战略带来的发展良机,迫切需要丰富其人力资源储备,其引进人才的目的在于,借助国家发展战略推动城市振兴发展。而中小城市出台的人才政策,主要目的则是为了防止人口流失、优化人才结构、促进中高端产业发展。

城市人才引进政策的共同特征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虽然不同级别城市人才引进政策存在较大差异,但是透过其差异化的事实,人才引进政策逻辑却有着共同的特征,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人才引进政策的基点是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优化产业层级结构的迫切需要。以北京为例,2017年全年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22569.3亿元,其中金融、科技服务、信息服务等优势行业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合计达到53.3%,金融业增长7%,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长10.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12.6%。可以看出,以北京为代表的超大、特大城市旨在打造第三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驱动点,这决定了它对高科技、金融、创意文化、信息服务等行业人才的需求要强于对传统工业和一般制造业技术人才的需求。西安、武汉通过优化企业家成长环境,加快培养高技能人才,倡导通过高新技术驱动经济发展,试图通过促进产业升级,改变过去一般工业投资驱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北京、西安、武汉等城市的人才引进政策,共同反映了当前全国大中城市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以加快科技创新为突破点,助力服务业和制造业高速增长和升级地区产业结构的迫切需要。


第二,人才引进政策的重点是招揽“高、精、尖”和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一些重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已经呈现出革命性突破的先兆,带动了关键技术交叉融合、群体跃进,变革突破的能量正在不断积累”,“物质资源必然越用越少,而科技和人才却会越用越多”,要“着力完善人才发展机制。要用好用活人才,建立更为灵活的人才管理机制,打通人才流动、使用、发挥作用中的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支持和帮助科技人员创新创业”。基于不同级别城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不同,其对技术型人才的引进要求和对企业创业的优惠政策也各有不同。相同之处是都把“高、精、尖”和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作为重中之重的引进对象,所有制定人才引进政策的城市都对全日制本、硕、博毕业生和知名学者抛出橄榄枝,在住房补贴和资金奖励方面提供优渥的支持政策,义乌甚至对拥有全日制硕士学位人才的入驻给予高达40万的补贴,大中小城市对“高、精、尖”和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的引进力度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人才引进政策的热点是优先落实户籍和社保政策。为了让吸纳的人才更长期稳定地服务于本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各地区都将落实户籍和社会保障政策作为人才引进的优先之举。即便是“千金难求”落户指标的北京,也对“海聚工程”的中国籍入选专家,“高创计划”、中关村“高聚工程”的入选人才提供落户“绿色通道”,快速办理引进手续。武汉、西安等二线城市还特别对引进人才提供全方位的社会保障服务,从廉租住房到补贴买房,从创建人才社区到建立人才培训基地,简化落户手续,敞开绿色通道,表达了对人才长期稳定在本地区工作服务的强烈渴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当前席卷全国的“人才争夺战”,本质上反映了人才对于支撑和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客观现实,既决定了过去的粗放经营和劳动密集产业与传统一般工业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要向高附加值、信息科技、金融服务的第三产业转变,又决定了传统的人力资源利用与开发必须紧扣新时代经济发展需要作出重大调整,因此,“高、精、尖”和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就日显弥足珍贵,人才争夺势在必行。过去高层次人才大都集聚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随着这些城市逆城市化发展和承载力的饱和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梯度转移”效应的影响日益显现,势必会引起全国范围内的人才流动,北上广深不再是高层次人才的唯一选择。二线城市通过快速发展,不仅具备了吸纳高层次人才的条件,而且可以满足高层次人才的生活需求和发展需求。因此,本轮以二线城市为主掀起的“人才争夺战”,打破了“唯北上广深不能去”的传统观念,是一场发生在新时代的良性“人才争夺战”,它既会有力助推全国新一轮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也将积极推动我国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调整,为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奠定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公共治理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冯世冲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