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30日,于洋老师在我院学术沙龙第122期做了题为“政体转型与空间抗争”的精彩报告。秦波教授主持了本次沙龙活动。丰雷教授、秦波教授、李东泉副教授、郑国副教授、张磊副教授、王洁晶讲师等老师和十几位研究生，以及对此次沙龙感兴趣的社会人士参与了本次沙龙。

于洋老师首先从在美国期间，听到国外对香港的评价与国内截然不同谈起，从而产生了对“香港治理困局从何而来”的思考，并展开了进一步研究。并提出了“香港是‘自由资本主义的明灯’吗？”这一问题。

第一部分，于洋老师首先对政体理论与私有公共空间进行了简要的系统性介绍：二战后，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世界主流的发展理论。新自由主义逐渐受到关注与推崇，城市治理模式也开始由“管理主义”向“企业主义”转型。林德布洛姆在国家层面的跨国比较研究中首次提出在新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下政府力与市场力相分离的观点。在政体理论出现之前，关于权力结构的观点主要分为两派：精英论和多元论，其争论的核心围绕着谁能控制具有强制性行政权力的政府。政体理论将研究的重点由“谁统治？”转向“如何统治？”，并重新阐释了“权力”的概念。斯通的政体理论认为：在资源高度分散的社会中，政府掌握的资源是有限的，不可能拥有绝对权力来独立制定和执行政策。“政体是一个非正式的却相对稳定的制度安排，它掌握着与其决策权力相适应的制度资源”。根据掌握资源类型，政体成员可分为三大类，即政治性组织、经济性组织和社会性组织，三者处于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的“权力依赖”关系中。面对政体理论的批评，汉金斯提出了政体理论进一步研究的两个方向：（1）探寻在不同时间和空间的背景下政体如何形成；（2）考察政体如何塑造空间，以及如何被空间反向塑造。

并通过以上理论阐述了选择研究香港政体的原因和选择私有公共空间视角的原因。

第二部分，于洋老师介绍了香港政体的发展历程。

第三部分，在了解了香港政体的发展历程后，于洋老师对香港政体的内在结构进行讲述。

第四部分，于洋老师以60年代到2000年后的时间顺序，向大家讲述了香港私有公共空间的发展历程。1960年代，人口激增使得房屋供不应求。房地产市场的火爆和土地价格的飙升进一步助推了城市土地的过度开发，私人地产商在利益驱使下往往想方设法用尽每一寸可建设用地。1962年9月21日，港英政府的《香港宪报》正式宣布对《建筑物（规划）规例》进行补充性修订，这标志着香港私有公共空间政策的开端。1970年代，随着私有公共空间政策的日益流行，当时最具政治特权和经济实力的怡和洋行凭借其敏锐的商业嗅觉察觉到其中蕴藏的巨大商机，并开始涉足私有公共空间的建设。1980年代，由怡和洋行主导的步行天桥网络建设是整个1980年代香港城市建设领域的标志性事件，而这个根基深厚的英商财团再次抓住契机将私有公共空间政策引入步行天桥网络建设中，并成为最大的获益者。1990年代，华商精英已经取代英商精英成为了港英政府的主要治理伙伴，华商地产巨头们争相恐后地与土地发展公司展开合作，在综合发展区的开发中通过捐出大面积的私有公共空间而获得了巨额的经济收益。2000年后，在1980和1990年代，香港楼价的节节攀升推动了私有公共空间的建设高潮，利用大规模土地开发的时机，大地产商们建设的私有公共空间面积也越来越大。然而，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和2003年的非典接连重挫香港楼市，楼价较最高时一度暴跌了近90%，导致私有公共空间不但建设数量锐减，而且面积也大幅缩减。为了挽救楼市和恢复本地经济，2003年香港政府接连推出“救市九招”，以及面向大陆居民的投资移民计划和自由行。在此背景下，一些已建成的私有公共空间被私人地产商以发展旅游服务业的名义作为户外商业经营的场所，由此引发了香港社会对于公共空间私有化的质疑。

从政府的视角来看，私有公共空间政策是一个兼顾了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的政策工具。对于私人地产商而言，经济利益最大化是其唯一的利益诉求，其实现程度主要取决于土地开发权的多寡。一旦该私有公共空间被认定为符合条件的公众通道，则该地块将完成升级，私人地产商由此获得更高的法定容积率和法定建筑覆盖率。捐献的私有公共空间将换取额外的奖励楼面面积。进一步阐述了香港政体对私有公共空间政策的影响。

第五部分，于洋老师从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府际关系几方面对城市政治秩序的嬗变进行了讲解。

最后，李东泉老师向于洋老师进行了提问，于洋老师进行了解答。王洁晶老师根据自己在香港生活过的经历，对于洋老师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整场讲座氛围融洽，师生们在此次活动中充分的了解到香港政体的相关内容，收获颇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