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2-28
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连日来，武汉孕妇、重症患者就医难问题引发社会关注。此前，新京报报道称，武汉医护酒店支援联盟（下称“支援联盟”）宣布159家单体酒店、民宿、公寓和小型连锁酒店将不再接待医护人员。该联盟在短短一周时间为6056位医护人员提供了超过4万间夜的住宿。
那么，该如何更好地解决新冠病毒高发区医护人员、疑似患者的住宿、隔离问题？待产孕妇、需要透析的重症患者及慢性病患者又该如何对待？新京报记者为此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我院教授毛寿龙，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周忠良和武汉大学健康学院预防医学系教授谭晓东。
毛寿龙：如果是战地医院，医护人员就是自带帐篷解决住宿问题。但现在武汉的这些定点医院不是战地医院。所以，我建议可以按照像北京小汤山模式，即实行军事化管理的模式。按照防化部队的标准住宿，这在武汉也是有条件实施的。如此，不仅能保护好这些医护人员，还能防止把病毒传播给医护人员的家属、邻居等。
实际上，天津已经这么做了，他们把医护人员按照预备役人员来管理。像武汉甚至可以仿照现役军人模式来管理医护人员。
做好分诊工作是有必要的
新京报：近期陆续曝出确诊了新型肺炎的孕妇无处就医，重症患者及慢性病患者就医难等现象，你认为该如何妥善安置这部分人员？
毛寿龙：在医疗资源紧张时期出现这些现象也是正常的，面对这种境况关键是要做好资源匹配工作。如果按照战地医院模式，那么就会对不同人群进行筛选，进而有效识别，即什么样的病患应该先救治，什么样的病患可以后救治。如果所有人都跑去大医院看病、确诊，在诊断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交叉感染的风险实际上更大。
战地医院有自己的分诊模式，与我们现有的分诊模式不一样。战地医院模式是医护人员主导，一部分人员完成分诊工作，一部分人员在诊室完成救护工作。而日常的分诊模式是病患来决定：自己想去哪就去哪。因此，武汉的医院有必要调配出一部分医护人员走出诊室，到社区完成分诊工作。 当然，如果实施战地医院模式管理，像医疗资源等其他辅助体系的支配权也应该收拢到医院，比如红十字会在这种模式下就只能起到辅助性作用，而不能妨碍医院开展救治工作。
孕妇因为“一人两命”，医院需要专门考虑对这个群体进行先行救治。因为孩子是未来的希望，在最黑暗（疫情时期）时有新的生命诞生，这本身就是抗疫的价值体现所在。因为抗疫就是跟死神争夺生命，如果现在有新的生命诞生(或即将诞生)，肯定是要先保护新的生命。对于慢性病患者，疫情时期自然可以先缓一缓救治，但也要保证他们的用药秩序，比如医院可以开足够的用药，或者允许药店卖给他们相关药品。政府管制在特殊时期也要特事特办，不能管得太死。
抗疫需要再生能力的秩序
新京报：从“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到今天“武汉肺炎”，你认为过去的哪些做法可被借鉴？毛寿龙：过去的经验，自然有用，但我总觉得有点刻舟求剑的感觉。学者研究一下，可以；在现实的传染病防治中，还是需要结合实际情况来应对。关键的是保证疫情时期的秩序平衡，政府不能大包大揽，而应该让更多积极投身于抗疫的人、组织（机构）都成为秩序的维护者。
比如慈善捐赠，以支援联盟为例，运转了一个星期后就停摆了。这说明慈善很重要，但这不是抗疫可持续的秩序力量，而抗疫需要再生能力的秩序。以捐赠口罩为例，捐赠的不一定与医院需要相匹配，但买来的一定是匹配的（销售假冒伪劣的现象除外）。在这里，“交易（买）”才是有再生能力的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