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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寿龙:公共管理专家谈抗疫:可参照战地医院模式应对疫情

2020-02-28


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连日来,武汉孕妇、重症患者就医难问题引发社会关注。此前,新京报报道称,武汉医护酒店支援联盟(下称“支援联盟”)宣布159家单体酒店、民宿、公寓和小型连锁酒店将不再接待医护人员。该联盟在短短一周时间为6056位医护人员提供了超过4万间夜的住宿。

那么,该如何更好地解决新冠病毒高发区医护人员、疑似患者的住宿、隔离问题?待产孕妇、需要透析的重症患者及慢性病患者又该如何对待?新京报记者为此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我院教授毛寿龙,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周忠良和武汉大学健康学院预防医学系教授谭晓东。

政府理应为医护人员做好后勤保障
新京报:怎么看武汉医护酒店支援联盟关停一事?
毛寿龙:如果是战地医院,医护人员就是自带帐篷解决住宿问题。但现在武汉的这些定点医院不是战地医院。所以,我建议可以按照像北京小汤山模式,即实行军事化管理的模式。按照防化部队的标准住宿,这在武汉也是有条件实施的。如此,不仅能保护好这些医护人员,还能防止把病毒传播给医护人员的家属、邻居等。
实际上,天津已经这么做了,他们把医护人员按照预备役人员来管理。像武汉甚至可以仿照现役军人模式来管理医护人员。

做好分诊工作是有必要的

新京报:近期陆续曝出确诊了新型肺炎的孕妇无处就医,重症患者及慢性病患者就医难等现象,你认为该如何妥善安置这部分人员?

毛寿龙:在医疗资源紧张时期出现这些现象也是正常的,面对这种境况关键是要做好资源匹配工作。如果按照战地医院模式,那么就会对不同人群进行筛选,进而有效识别,即什么样的病患应该先救治,什么样的病患可以后救治。如果所有人都跑去大医院看病、确诊,在诊断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交叉感染的风险实际上更大。

战地医院有自己的分诊模式,与我们现有的分诊模式不一样。战地医院模式是医护人员主导,一部分人员完成分诊工作,一部分人员在诊室完成救护工作。而日常的分诊模式是病患来决定:自己想去哪就去哪。因此,武汉的医院有必要调配出一部分医护人员走出诊室,到社区完成分诊工作。

当然,如果实施战地医院模式管理,像医疗资源等其他辅助体系的支配权也应该收拢到医院,比如红十字会在这种模式下就只能起到辅助性作用,而不能妨碍医院开展救治工作。
孕妇因为“一人两命”,医院需要专门考虑对这个群体进行先行救治。因为孩子是未来的希望,在最黑暗(疫情时期)时有新的生命诞生,这本身就是抗疫的价值体现所在。因为抗疫就是跟死神争夺生命,如果现在有新的生命诞生(或即将诞生),肯定是要先保护新的生命。对于慢性病患者,疫情时期自然可以先缓一缓救治,但也要保证他们的用药秩序,比如医院可以开足够的用药,或者允许药店卖给他们相关药品。政府管制在特殊时期也要特事特办,不能管得太死。

抗疫需要再生能力的秩序

新京报:从“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到今天“武汉肺炎”,你认为过去的哪些做法可被借鉴?
毛寿龙:过去的经验,自然有用,但我总觉得有点刻舟求剑的感觉。学者研究一下,可以;在现实的传染病防治中,还是需要结合实际情况来应对。关键的是保证疫情时期的秩序平衡,政府不能大包大揽,而应该让更多积极投身于抗疫的人、组织(机构)都成为秩序的维护者。
比如慈善捐赠,以支援联盟为例,运转了一个星期后就停摆了。这说明慈善很重要,但这不是抗疫可持续的秩序力量,而抗疫需要再生能力的秩序。以捐赠口罩为例,捐赠的不一定与医院需要相匹配,但买来的一定是匹配的(销售假冒伪劣的现象除外)。在这里,“交易(买)”才是有再生能力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