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18日下午，希伯来大学政治学系Sharon Gilad教授应邀访问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并在求是楼216会议室做了题为“通过官僚制促进民主制：政策变迁中高级公务员的社会身份与动机”（Enhancing Democracy Via Bureaucracy: Senior Managers’ Social Identities and Motivation for Policy Change）的学术讲座，详细介绍了2017年发表在Governance期刊上的一项研究成果。本次讲座由我院行政管理系杨宏山教授主持。

Sharon Gilad教授介绍，官僚组织往往被视为代议制民主的威胁与阻碍。然而，一些微观机制可能会促使官僚机构对重要的公共需求产生回应，而非仅仅服从于政治控制。这些机制包括：官僚组织的使命关怀、对合法性与声誉关注以及官僚本身对公众意见的社会认同等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2011年发生在以色列的大规模抗议事件。当时全国有5%-10%的公众直接参与了抗议活动，他们主要由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构成，通过搭建帐篷、游行示威和抵制消费来表达对以色列国家生活成本过高、贫富差距过大、政商勾结等社会问题的不满，获得了举国上下约70%公众的支持。此次抗议以后，生活和住房成本就获得了社会公众、媒体和政府的关注，也成为了政治竞选的核心议题。由此产生了这样一个研究问题：究竟是什么塑造了政府高级公务员对这些示威者的社会身份认同？他们对示威者的社会认同可能在多大程度上促使自己产生动机去改变政策，以响应示威活动？

Sharon Gilad教授假设，高级公务员的社会身份认同分为两种，一种是对官僚机构外部群体的认同，另一种是作为公务员群体对职业身份以及官僚组织本身的认同；前者受到年龄、是否拥有子女和住宅、偏左翼还是右翼的政治意识形态等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影响，后者则受到任期、职业地位的影响；两种认同共同作用于他们期望通过改变政策以回应社会诉求的动机。

为了检验这些假设，Sharon Gilad教授采取了混合方法开展研究。她在2014年7月至2015年11月，对11个中央政府部委的高级公务员进行了半结构访谈(n=73)和结构式调查(n=64)。研究结果发现，年龄、在政府中的任期、拥有子女的情况等，对社会身份认同具有一定预测作用。年龄越大，对示威者的社会认同程度越低；子女是年轻人的公务员，对示威者有更强的社会认同；有趣的是，在政府中任职时间较长的公务员，对示威者的认同程度也较强。此外，性别、是否拥有住宅、是否拥有学龄前子女以及子女的数量，都与社会身份认同没有明显关系。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环境、经济发展、健康、住房、公平正义等各类社会议题上，社会身份认同程度高的人会有更强的动机去变革政策。两种社会身份认同共同塑造了公务员对示威者利益诉求的考量，以及自身改变政策的动机。如果两种认同之间发生冲突，那么公务员改变政策的动机不一定会受到削弱；相反，这种冲突会促进他们思考并倡导整合性的解决方案，以践行他们作为公务员的职业使命和价值观，并反对不负责任的“拍脑袋”决策。

本次讲座深入浅出，激发了同学们对官僚制与民主制关系以及社会身份认同概念的理解。最后，杨宏山老师对Sharon Gilad教授的来访和精彩讲座表示感谢，并代表全院师生与Sharon Gilad教授合影留念。

供稿：杨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