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21日，挪威奥斯陆大学政治学系终身教授、我院特聘教授、挪威国家科学院院士汤姆·克里斯滕森（Tom Christensen）在中国人民大学求是学术讲座上发表演讲，以其新书《作为机构的大学：声誉和职业化》为主题进行了讨论。声誉（reputation）是一个组织赖以发展的根基，同其他组织一样，大学也需要管理自己的声誉。良好的声誉不仅可以帮助一所大学源源不断地吸引学术大师和创新团队，也可以吸引更加优质的学子慕名而至，而这些又会为大学带来更多的资源。这是我院求是学术讲座第95讲。

本期求是学术讲座邀请我院马亮副教授作为主持人，李文钊教授等六名学院老师参加，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清华大学中法人文与社会科学中心主任罗卡也参加了此次讲座。

声誉及声誉符号的定义

什么是声誉？声誉指一组关于组织的能力、内涵、历史、使命的信念，它嵌入在组织内外多个利益相关者的网络之中，可谓众口难调。大学的声誉管理是指通过系统性地使用符号，使大学建立一个正面形象，在获得更多资源的同时建立组织合法性。

Tom Christensen教授提出了四种声誉符号，分别是绩效的、道德的、职业的和合法的声誉符号。绩效符号是指大学标榜自己所获得的实质性成就，比如大学通过宣传自己培养出的诺贝尔奖得主来提高声誉。道德符号则通过宣传大学的开放性、包容性、性别平等等价值理念，通过包容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来提高声誉。职业符号是指一些技术、职业素质和责任感方面的符号，比如大学宣传自己发展某个学科是为了承担国家责任感。顾名思义，合法符号是指法制化，即通过施行正确的程序来提高声誉。作者从这四个方面对不同国家的大学声誉管理模式进行比较，包括中国、美国和北欧国家。


中国、挪威和美国的大学声誉管理模式比较

不同国家、地区和学科的大学在声誉管理方面差别较大，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驱动大学声誉管理？汤姆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学的社会嵌入性在提升。大学作为一个社会主体，与其它主体的联系日益密切，这也导致它面临来自全球、国家和地区的更大压力。为了应对这些压力，各个大学倾向于步调一致地采取声誉管理措施。这会使大学使用的声誉符号越来越相似。与此同时，大学的声誉管理也同历史、文化、学科等因素有关，使大学会突出自己的特色，吸引更多的人才和资源。

Tom Christensen教授介绍了他刚刚完成的跨国研究项目，即比较中国、挪威和美国的大学声誉管理模式。他们搜索和分析大学的网页，并得出了有趣的结论。

对于中国的大学而言，声誉符号主要是绩效的和职业的，道德的声誉符号较少。也就是说，中国的大学很少宣传学校的开放性或包容性，更多通过实际的产出进行声誉管理。比如，中国大学的毕业生去向和就业率是评判一个大学的重要标准。不同排名、学科、规模、校龄的大学，使用声誉符号的差异很小。但是理工类、规模较大、校龄较长和排名靠前的大学，使用绩效的声誉符号更多。

美国大学的声誉管理则有所不同，经常使用职业的声誉符号，而不常使用绩效的声誉符号。这是由于职业符号与学校的历史相关，因为美国大学的发展在这方面非常重要。不经常使用绩效符号的原因是，这种声誉符号可能不利于大学发展。比如大学标榜自己就业率较高，但可能是由于毕业要求较高，所以会使一些同学放弃进入该大学。相对普通大学而言，美国的顶尖大学使用各类声誉符号的频率更高。

对于挪威的大学而言，更常使用道德符号。相对于个人主义，挪威更加认同集体主义与平等主义，因此道德的声誉符号更加适用。专业化的高校使用各种声誉符号的频率都很高，但是年轻的学校一般习惯于使用道德的声誉符号，这是由于这些学校很少有实际性的产出，所以只能通过道德宣传来进行声誉管理。

良好的声誉是一个大学健康发展的根基，所以加强对声誉的管理和研究至关重要。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美国化，并效仿美国大学进行声誉管理。不同的声誉管理无所谓高低优劣，其背后反映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差异。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的大学会选择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声誉符号。对这种理性选择进行解释与探索，无疑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


演讲结束后，李文钊教授，几位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和罗卡教授就大学声誉管理先后提出问题，与Tom Christensen教授进行了学术互动。

讲座的最后，杨开峰院长感谢Tom Christensen教授做了精彩的讲座，并代表学校向Tom Christensen教授颁发了“国际学术大师讲堂证书”。

杨开峰院长向Tom Christensen教授
颁发“国际学术大师讲堂证书”

参加本次讲座的教师们合影留念

“国际学术大师讲堂”证书

供稿：王程伟
编辑：曾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