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宏山｜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学术研究》， 2018（5），36-42

梳理城市控制权的研究文献，可以看到，学界一直存在着竞争性的理论建构。其中，精英主义与多元主义的理论之争，增长机器与城市机制的理论对话，代表着几种主导性的理论范式。

本文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整合性框架，剖析了城市治理中的双重联盟格局：一方是致力于经济发展、创造价值的精英群体，他们更关心如何将“蛋糕”做大，另一方是致力于自我保护的社群力量，他们更关注于所拥有资源的使用价值。两者分别组织集体行动，在更大范围内动员社会资源，争取有利于自身的政策制定。城市治理的政策变迁乃是增长联盟与社群联盟相互博弈的结果。

从力量对比看，增长联盟占据优势地位，控制着关键资源，具有更大话语权，拥有更多的渠道和手段来影响政策议程。社群联盟具有数量多、分散性特点，在焦点事件的触发下，社群也会组织集体行动，对增长联盟进行反向制约。近年来，双重联盟引起的群体性冲突已经成为城市治理面临的一项挑战。

出于财政收入和政绩考虑，地方政府在内部议程中通常会偏向于增长联盟，致使经济增长成为城市发展的基本政策导向。然而，随着政策议题引起争议，尤其在焦点事件的触发下，地方政府则会调整角色定位，转而采取超然姿态，积极回应社群联盟的利益诉求。

城市群体性冲突的解决机制，可分为增长联盟主导型、社群联盟主导型、联盟间互动型三种类型。在群体性冲突发展的不同阶段，面对不同情势，地方政府应对冲突的解决机制具有差异性。当冲突范围较小、社会影响不大时，地方政府通常会偏向于增长联盟；当社群力量被动员起来，群体性冲突的参与者规模呈扩大之势，地方政府则会调整立场，优先考虑社群的利益诉求，从而导致冲突解决模式出现转化。

推进城市善治，既要发挥增长联盟的作用，也要更有效地回应社群联盟的诉求，构建联盟间对话机制，倾听各方声音，整合多方诉求，促进城市包容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