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速食年代”，人们总会忍不住提出“有没有一本书，读完即能如何如何”之类的问题。同样，无论是长期深耕公益慈善的业内人，抑或希望对中国慈善作一综观与速览的行外者，也多多少少会好奇：“有没有一本书，看了之后能够对当今中国慈善有一个全面、清晰的了解？”

可以想见，写这样一本书并不容易。它既要求作者对中国慈善的发展有着长期而整体的观察，甚至是直接而一线的参与；同时，高屋建瓴的视野、厚实的理论积淀、对中国慈善各个局部的研究积累，乃至于对中国公益事业的深沉情怀，均不可或缺。如此，方有可能居高临下、举重若轻地对当代中国慈善，进行一次全面详实又重点突出、通俗易懂又深刻耐读的“透视”。考虑到这项工作的难度，无怪乎其长期处于空白状态。

康晓光教授和冯利博士的新著《中国慈善透视》，便旨在填补此项空白。本书力求为当代中国慈善提供一幅概略的但重点突出的全景图，一个囊括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关键作用机制的解释框架，而且全景图和解释框架能够反映它的本质特征并揭示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一言以蔽之，本书可以说是在致力于“一本书读懂中国慈善”。

为了“读懂”中国慈善，本书以“何谓慈善”为起点，在回答完“慈善研究的框架”后，从“中国慈善是什么样”“中国慈善何以这样”“中国慈善会怎样”三个环环相扣的部分进行展开，对每一部分及其下设问题均进行了透彻而精当的回答。

1、慈善的正本清源

何谓慈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透视中国慈善的起点。

慈善是“民族的”，不同民族的慈善是不同的。慈善又是“历史的”，同一民族的不同时期的慈善也是不同的。这是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慈善的民族性和历史性增加了准确理解慈善的难度。但是，各个民族、各个时期的慈善也存在“共性”，正是这种共性构成了“慈善的本质”。本书认为，尽管不同社会、同一社会的不同时期对“慈善”的理解存在差异，但依然有共同之处，即“利他”和“民间”。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因此，本书认为，无论是传统的“慈善”，还是现代的“公益”，无论是“法律上的慈善”，还是“生活中的慈善”，只要符合“慈善的本质”——利他性与民间性——就都是“慈善”。这样的“慈善”，既包括前现代的慈善，又包括现代的公益，既包括政府承认的慈善组织所从事的慈善，又包括广泛发生于亲朋、邻里、同事、陌生人间的人际救助现象。

2、慈善研究的框架

慈善研究方法论的确立与描述-解释框架的构建，是透视中国慈善的基础。

本书所采用的方法论是以“系统观”看待慈善，“跳出慈善看慈善”“跳出当下看当下”，据此观察与分析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地域的慈善。因此，本书将“慈善”视为一个“系统”，“民族国家慈善”也不例外，只不过它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巨型的系统。所谓“慈善系统”是由各种慈善要素组成、要素之间的互动形成了某种稳定的结构、具有某些确定的社会功能的系统，而且与外部环境处于紧密的互动之中。

为了有效地研究这个“系统”，本书从慈善行动、系统结构、空间格局等维度去“描述”民族国家慈善，从历史、文化、技术、经济、社会、政治、国际环境等维度去“理解”或“解释”民族国家慈善。这也是本书针对民族国家慈善所建立的描述与解释框架。

从方法论的确立到描述-解释框架的建构，从而贯穿全书始终的，是一种辽阔的时空视野，具体而言即历史视角与全球化视角的运用。前现代慈善与现代慈善对比，三种慈善传统的分野，均是历史视角的典型体现。对自由主义慈善文化、境外行动主体、慈善资源和行为的跨国流动、国际环境及其对中国慈善之影响等议题的关注，则是全球化视角的生动呈现。历史的纵深与全球化的广阔，使得本书得以超越一时一地的就事论事，摆脱了通行研究中的单薄干瘪，读来有一种难得的厚重辽远之感。

3、中国慈善是什么样？

是什么样？即对中国慈善进行描述。

在前述描述框架的基础上，本书进而对慈善行动、系统结构、空间格局三大指标进行了细分，并对细分指标进一步建立了分类体系，然后结合经验资料与统计数据，分别刻画了其构成内容、时代特征与变化趋势。

在慈善行动部分，本书从慈善文化、活动领域、受益对象、行动主体、实施方式、资源动员六个指标入手进行描述。对于慈善文化，本书认为当代中国慈善文化是中华传统慈善文化、资本主义慈善文化、毛泽东时代慈善文化三者碰撞、融合的结果。对于活动领域，本书从“个体性—群体性”维度与“生存性-发展性”维度建立了分类矩阵，并分述了高关注度与低关注度的活动领域。对于受益对象，本书从人、生态环境与慈善系统三大类型着手予以描述。对于行动主体，本书则从组织化程度、注册身份、注册地三个维度进行分类，对中国慈善领域中的多元行动主体进行了详略得当的阐述。对于实施方式，本书根据“直接/中介”与“实体空间/虚拟空间”两个维度对进行分类，然后分析了四种实施方式。对于资源及其动员，本书对比描述了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公募和私募、行政化动员与社会化动员等资源类型与动员形式。

在系统结构部分，本书认为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的发展，中国慈善部门的整体结构已初具雏形。慈善系统中不仅存在大量微观层面的慈善主体，还形成了一些中层的组织结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整体性的宏观组织结构。这种系统结构本身还在“组织化”过程中，有三种力量塑造着该过程：一为自然的，二为民间的，三为政府的。相应地，形成了三种“组织结构”，一为自然形成的分工与合作的结构，二为民间有意识建构的协作结构，三为政府塑造的统合结构。三种力量强弱不一，三种“组织结构”发育程度也因此呈现出不平衡的特征。

在空间格局部分，本书指出，中国慈善的区域差异逐渐显现，这种差异体现在慈善主体的种类和数量、资源规模、慈善行动、综合治理水平、慈善生态、区域慈善特色等方方面面。总的来说，组织化慈善的区域格局深受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区差异的直接影响，非组织化慈善的区域格局则还会受到慈善历史文化传统的持续深远影响。从慈善的国际空间格局来看，近十年间，中国与外部世界在有形资源的输入和输出方面，规模都不大。对外的慈善输出以有形资源为主，在无形资源方面，中国仍然是净输入国，对外输出极为有限。

4、中国慈善何以这样？

何以这样？即对中国慈善进行解释。

本书区分了五大塑造中国慈善的影响因素，并对其进行了阐述，分别是：（1）历史；（2）文化；（3）技术、经济、社会结构；（4）政治制度、法律体系、政府态度与行为；（5）国际环境。

在历史部分，本书识别并对比了三种对当代中国慈善具有重大影响的慈善传统，即中华慈善传统、资本主义慈善传统和社会主义慈善传统，它们构成了作为当代中国慈善的“初始条件”的历史变量。

在文化部分，本书认为，四十多年来，中国文化格局经历了由“一元”到“二元”再到“三元”的演变过程。而慈善文化与“大文化”在格局上基本同构，在演化上基本同步。当下，中华传统慈善文化、西方现代慈善文化、社会主义利他文化并存，三者的互动、融合一直在进行之中。

在技术、经济、社会结构部分，本书认为，最近十几年，IT技术革命、经济发展、教育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中产阶级崛起，推动了现代慈善迅猛发展，也为后现代慈善的涌现创造了有利条件，还开发出一系列前现代慈善的新形式。本书从中产阶级的影响、资产阶级的影响与IT技术革命三个角度，解释了最近十几年中国慈善系统的变化。

在政治制度、法律体系、政府态度与行为部分，本书首先勾勒了与中国慈善系统相关的法律和政策体系的构成及其特征；然后运用“行政吸纳社会”解释它的来龙去脉，从政治制度，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探究慈善系统相关法律与政策体系的形成；最后考察了法律和政策体系对慈善系统的影响。

在国际格局部分，本书从两个视角切入：其一，将慈善视为政治中立的事业，主要关注慈善资源与慈善行动在国与国之间的输入、输出；其二，摆脱“不涉及政治”的限制，将慈善视为改变社会政治结构的重要力量。在此基础上，本书讨论了全球化与国际格局对中国慈善产生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综览本书的描述与解释部分，可以发现，作者对于塑造今日慈善之形态的几大根本力量——“文化”、“制度”与“技术”有着极为清醒深刻的认知，对其施加影响的路径与结果也进行了不遗余力的论述。这种影响当然是弥散性的，无处不在的，同时也是集中性的，有所侧重的。我们甚或可以说，“文化思维”、“制度思维”与“技术思维”，已经成为了作者撰写本书过程中三种时刻待用的“运思方式”。事实上，“文化”、“制度”和“技术”，也与作者研究中国慈善所形成的几大重要理论成果——“体用范式”、“行政吸纳社会理论”和“超慈善理论”，存在着内在的对应关系。

“文化”要素的运用，除后文将会详述的“体用范式”外，主要体现在作为解释变量的“文化”与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慈善文化”，当然，此二者在本书中乃是一体两面的。相比于既有研究，本书格外突出文化的作用，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厘清了三种慈善文化源流、三者的结合状态及其成因，克服了当下文化研究泛泛而论的通病。此外，本书最后还通过对“托克维尔悖论”的分析，进一步阐述了文化与制度的关系及其对慈善事业的重要性。

对“技术”变量的关注，体现在本书高度重视技术革命的影响力，对互联网影响的论述散布全书，典型如虚拟行动主体，互联网对实施方式的拓展、网络募捐、经由网络发生的慈善资源流动等方面。此外，互联网技术影响的专题性论述，还体现对改革开放以来新慈善——即“后现代慈善”与“超慈善”之形成的描述与解释上。作者通过对技术革新、经济改革（市场化）、产业结构变化、社会阶层变化、收入提高、全球互动影响、权威主义政体等变量和过程的综合运用，系统解读了最近四十年中国慈善事业的演变及其特色。

在这个过程中，作者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特别是阶级分析方法，来解读市场化改革，并结合“行政吸纳社会”这一中国独特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透析了财富和权力对慈善的深刻影响。即，本该以代表弱势群体、追求公平正义的慈善表达的却主要是财富和权力的意志，而不是弱者的诉求；维护的主要是财富和权力的利益，而不是弱者的利益。

也正是这种对关键变量和主要矛盾的把握，使得本书既在重要议题上面面顾及，不曾遗漏；同时又未流于泛泛而谈，反倒是在上述方面均进行了独到而原创的观察思考，每每发前人所未发，极具智识启示与现实关切。

5、中国慈善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既是预判、展望，也是期待、主张。

本书从功能、行动与结构三个角度对中国慈善进行了整体评估，也对其慈善行动、系统结构与空间格局的未来发展进行了预判，这种预判又主要是建立在对“塑造慈善的力量”的判断之上。本书认为，总体说来，中国慈善是个快速发育的“畸形”和快速前行的“跛子”，而制约中国慈善发展的瓶颈则是“宏观制度”与“慈善行业文化”。为了突破这种“制度”与“文化”的瓶颈，本书倡导一场“范式革命”，即以“体用范式”进行思考并规范行动。

“体用范式”的提出，首先一种学术尝试。这种尝试意在回答本书开篇便提出的问题，“存在一个包揽无余、逻辑自洽、一以贯之的以民族国家慈善为对象的理论吗”？彼时的回答是“尚不存在”。本书为处理此问题所采取的权宜之计是，在书中的“全局”或不同“局部”，根据需要，针对不同的理论，或用其“主干”，或用其“枝叶”，并使其各安其位、各司其职。

但是，作者并未放弃前述建立一种“大一统理论”的学术雄心，“体用范式”便是其给出的答案。慈善研究领域的既有主导范式为“国家与社会范式”，其侧重于关注制度、机制与方法，缺乏“文化视角”，遑论关注文化与制度的关系。有感于此，“体用范式”旨在从更高维的视野入手，同时考察“文化”与“制度”及二者关系，以此吸纳“国家与社会范式”及其相关研究，并拓展慈善研究的疆域。当然，“体用范式”现在更多尚处在倡导与雏形阶段，在本书中也主要呈现于书末，其他部分则只是时隐时现，我们也期待着其后续更成形、更系统的成果能够源源不断产出。

进一步而言，“体用范式”更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价值观的革命，思维方式的革命，个人和组织层面的行为方式的革命，国家的公共政策与行政方式的革命。也就是说，它不仅是一份学术纲要，更是一份行动指南。经由这份纲要和指南，我们有望建立“真正的中国慈善”。而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的融合、制度的竞争、文化与制度间的交互，是不同国家均面临的共性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体用范式”深具超越特定领域和特定国家的普适价值。

源于中国古代哲学的“体用”范畴，之所以在今天仍然具有其超越特定时代和地域的普遍价值，当然是由于其所关注的研究问题与对象具有持续的重要性。不同的民族国家慈善形态，固然有其不同的“体”。但作者更坚信，是一种不同文化之“体”背后的“共同之体”，即人类共有的、不灭的“性之善”，塑造了慈善的普遍的“利他”本质和永恒的进步趋势。“向善”是中国和人类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慈善发展不可阻挡，人类向善永无止境。

读至此处，不难发现，本书兼具理性而冷静的思考，与热诚而深切的情怀。言其“理性而冷静”，是因为它既系统、流畅、一气呵成；又深刻、精准、直指本质。言其“热诚而深切”，是因为书中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作者对做出理论突破的追求，对慈善事业的关怀，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忧思，对“人性向善”的信心。

就此，可以说，本书源于慈善又远高于慈善。在这个意义上，这既是一本对所有关心、参与中国慈善事业的研究者、实务者和社会公众来说，均不可不备的“案头书”；也是一本对所有立志于从学术或实践之“一隅”发掘重大问题、建立宏大理论、培养现实关怀的学人而言，不可多得的“参考书”。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李毅

2021年3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