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2017, Vol. 43, No.4.

       中国一些领域存在的过度行政化现象正制约着人才的发展。专业人才和技术人员被现存体制裹挟着进入行政层级的上升通道，无论是从待遇，还是话语权来说，都远不如行政领导，在一些行业中，讥诮的流行语“狼多肉少、先给领导”，即是这一现象的生动写照。在我国，高校由国家设立，因此运用国家行政体制对高校行政事务进行管理本无可非议。然而，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开始诟病行政体制的权力已经越过行政事务的范畴，并且通过控制学术资源分配而深深影响着本应神圣而自由的学术和科研事务。

        其实早在100多年前， 马克斯•韦伯就通过一系列的文章呼吁德国的学术界关注此类问题并采取相应行动。他所主要担心的是“德国学术界在急于屈服于国家权力时的殷勤和对自身道德品行的侵蚀。”在《所谓的德国大学“学术自由”》的文章中，他认为大学教授对于政府和市场命令的退让只会是自己反受其害，最终削弱自身的道德教义的权威。在韦伯看来，学术生命还逃脱不了社会理性主义的官僚铁笼的命运，这种命运用他的名言来说就会产生“没有灵魂的专家，没有情感的物质主义者(specialists without spirit, sensualists without heart）”。然而，不幸的是，韦伯所担心的事正在今天的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回应；官僚化和行政干预已经成为制约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的主要因素。

        目前关于行政权力对学术资源配置的影响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新闻报道或者是定性的判断，使用定量实证分析相当少。现有的文献研究结论也证明了我们的常识：重大文科课题列项课题中，大部分首席专家都有过较高行政级别；而在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评选中，奖项越高，官味度越明显，而且其中教育学、法学、经济学的官味度最浓；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评选结果，随着时间推移，“官味度”呈上升趋势。但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究竟行政权力和学术资源的分配的因果关系是孰先孰后呢？原因可能如下：其一，如果学术能力强的学者更有机会当上行政权力高的职务，如校长和院长，那么我们就无法据此判定获奖的学术成果是由于高行政权力而非高学术水平获得，正所谓“学而优则仕”；其二，如果遗漏了与权力和获奖都相关的解释变量，那么所有的量化分析都没法克服相关的内生性问题。尽管从直观上我们会觉得行政权力会影响到学术资源配置，但我们还是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证据。

         作为一个定量实证研究，我们为了检验中国大学行政权力对学术资源配置的影响，选取了一个可以量化且有代表性研究样本，试图克服行政权力跟学术资源配置之间的内生性问题，这个样本就是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以下简称“百优”）的2003-2011年评选结果（含提名）。研究重点是导师行政级别或权力对获奖结果的作用，包括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中除军事学和管理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外共7个学科门类及下属20个一级学科、连续8年共417个评选结果。这7个学科门类分别是经济学、哲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和管理学。根据研究的问题，我们采用Logit模型来估计导师的行政级别或权力和其他解释变量对学生“百优”获奖概率的影响，基本的模型设定如以下方程所示：

        其中被解释变量Award代表论文获奖与否，Stuabil代表该学生学术能力得分。Schauth代表导师校内行政级别，也是本文主要关注的解释变量stuabil×schauth表示学生学术能力和导师校内权力的交互作用。Teaabil代表导师学术能力得分。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学生所在高校是否985工程高校，以及学科和年度虚拟变量。

         回归结果发现学生学术能力的系数全部为正，且都高度显著（在1%程度上），说明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学生学术能力越高，那么其论文越有可能从其他提名论文中脱颖而出，获得百优殊荣。同时，导师行政级别在其所在的回归中的系数全部为正，并且都有较高显著性（在1%程度上），说明导师的权力的大小对学生论文的获奖与否也有直接影响。导师校内的行政级别越高，学生的论文越有可能获奖。如果候选人的导师在高校行政体系里担任较高级别行政职务，那么对候选人得奖是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这间接证明了博士生导师能凭借他们的行政权力和社会地位的，在较高程度上影响着学术资源分配的结果，以便他们从这些学术资源中受益。导师的行政地位与学生的学生能力相比起来，导师的行政地位的作用更大。但是，导师的行政级别也不是越高越好，我们也发现一些级别如院长、副院长对学生获奖的影响更大。

        那么这些发现是否就可以做出判断说中国的大学资源分配一定是“过度官僚行政化的”或有严重问题的？答案可能是否定的，毕竟学术很差的学生在同样能力很差却行政级别很高的导师帮助下获奖的例子并不常存在。我们仅仅测量了导师校内的行政级别，大学的资源分配还受到其他官僚制的影响如学校的行政化程度和上级单位的外在行政力量的影响等。大学教授担任高级别行政职务这本身就是一个准官僚化的工作，其中既混合了学术的因素也混有官僚因素。

        这是否我们就无能为力来改变在中国和乃至其他国家都存在的类似问题？高等教育制度性的问题不是来自学校本身而是可能来自大学和国家的关系，这就导致了大学的去监管和监管、学术自由和学术权力官僚化同时存在的异体。今天，当我们继续辩论大学如改革的时候，不妨让我们再次反思200年前德国著名教育家洪堡在论及国家与大学的关系时所言：国家绝不应指望大学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联系起来，却应相信大学若能完成它们的真正使命，则不仅能为政府眼前的任务服务，还会使大学在学术上不断地提高，从而不断地开创更广阔的事业基地，并且使人力物力得以发挥更大的功用，其成效是远非政府近前布置所能意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