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2016年5月在线发表
http://ras.sagepub.com/cgi/reprint/0020852316633513v1.pdf?ijkey= 4voU9oD5PhpZrS9&keytype=finite
        在上个世纪80年代新公共管理运动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出现后没多久，另一个被称为“后新公共管理”（post-New Public Management）的改革运动在几乎同样的国家出现了。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出现被看作是解决新公共管理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和挑战而出现的，这并不意味这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终结，而是说各国在治理过程中出现了应对全球范围内的“狡诈的问题”时出现了新方式、方法或者总结为新范式。本文首先使用三个理论纬度对后新公共管理运动进行框定，包括工具-结构视角、文化-制度视角和迷思想像的视角。通过三个视角的分析，论文认为后新公共管理的第一个特点是解决新公共管理无法实现的中心效率承诺，第二个特点是解决政治领导人的科层控制问题和公共机构的碎片化设置以增强公共部门的能力，其第三个特点是通过强化多社会的管控来应对日益不稳定和不安全的世界。其核心就是通过结构性的整合和顶层能力的重构来提升国家顶层的政治控制力。文中使用“后新公共管理”一词包含着更多新韦伯主义式的改革和新公共治理的横向整合因素以便更好地描述全球范围内公共部门改革的经验现状。
        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的改革很具有新公共管理的特征，然而这些改革的进程并不是伴随着放弃或者调整执政党的强有力的控制。实际上，中国有着和西方国家类似的原因接受后新公共管理。比如，中国社会对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都有着强烈的敏感；作为一党制的国家，其国家领导人需要行政强有力的权威；国家现在还面临着环境和社会安全带来的严重挑战。本文特别挑选了几个进行中的政策或行政改革借此进行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特征分析。1，大部制改革：对碎片化行政的应对，从工具-结构的理论视角看，中央政府部门的再组织包括纵向和横向的工具性调整，这种调整对于中央的权威和资源在相关政策领域的分配调整是必要。2，治理空气污染：一种工业管制措施。中国当下对于空气污染的管制和治理的努力也有着文化的内涵，也就是一种和上世纪90年代经济发展文化的终止，现在的发展要在新旧路径间找到平衡。3，保障性住房：解决社会担忧。尽管现在的保障性住房的政策效果还不很清晰，但是它有着更广泛的社会公平性的含义，它还可以看作是对过去发展方式的“补偿性措施”，并有着政治象征价值。4，新医改：一条重建社会公平之路。这既是国家领导人重建社会服务、平衡经济发展和资源分配的国家行动，也展示了一种文化特征以保持社会公平和维护普世权利。5，反腐运动：寻求更多政治控制。该运动有着增强中央执政合法性的符号或“门面装点”的效果，但在根深蒂固的文化依赖如官僚等级和特权思想的影响下，其工具性效果还有待观察。
        中国的例子证明了公共部门本身就是一个兼有新公共管理和后新公共管理因素的复杂的结合体，两种因素以“分层过程”的形式出现，也就是新的改革的元素不断地添加到旧的制度上面。考虑到中国制度的巨大性、复杂性等特征，现在很难说中国的改革、发展特征和行政路径一定是受某一种西方范式的影响。现在的问题是是否中国的集权和控制的措施是否和后新公共管理紧密相关或者仅仅是一个一党制国家加强社会稳定性的天然趋向的反映。

范永茂，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所副教授，研究生导师，曾获加拿大戴尔豪斯大学公共管理硕士（MPA）学位和美国北伊利诺伊大学政治科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教育部重点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中山大学）研究员、《公共行政评论》执行编辑、广东省博士后联谊会理事、深圳市财政委规划专家，并兼任《人民日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网、新华网、南方卫视、香港卫视等媒体特邀评论员。现为中组部第八批援疆干部，新疆农业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