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有“中国诺贝尔经济学奖”之称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十七届颁奖典礼于11月16上午在上海财经大学举行。我院张琼副教授应邀出席作为代表领奖并发表获奖感言。

本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共评出3部获奖著作、3篇获奖论文。我院张琼副教授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白重恩教授合作撰写的《中国经济减速的生产率解释》（《比较》第73期，2014年8月）获得本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论文奖。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评奖委员会指出“文章探讨了中国2008年以来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和未来走势，运用1978年以来的分省数据考察了生产率波动的机制，对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进行了识别和分解。模拟了2008年以来大规模投资在‘稳增长’中的作用，认为过度依赖投资的增长，不利于生产率提高和居民消费增长，这些对理解经济发展新常态有重要启示意义。”

随后，张琼副教授作为代表发表“获奖感言”。在“感言”中首先致谢了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会与评奖委员会，在研究过程中提出诸多建议的学者，她的母校“清华大学”、前工作单位“中央财经大学”以及我校众多老师和同事所给予的帮助，以及论文合作作者与她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白重恩教授。

张琼副教授之后从三个方面予以介绍：一是为什么写这篇论文；指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国经济减速以及学术圈与实业界因此出现的分歧是论文研究的初衷。二是这篇论文的主要内容和结论；指出估计“生产率”有很多争议和分歧，论文为了全面讨论政策含义做了“次优”选择；论文发现，经济减速不是由需求不足造成的短期现象，而是“收敛”规律与结构性因素所致；2008年以后我国刺激性投资不利于生产率改进，并抑制了居民消费支出；并基于“黄金法则”指出我国“投资率”需要适度调整。三是近几年来围绕着这一话题的后续研究；重点介绍了关于我国经济增长潜力预测的研究。最后，适逢上海财经大学百年华诞（孙冶方先生曾任上海财政经济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院长），张琼副教授祝福“百年上财明天更美好”。

以下为“获奖感言”全文：

谢谢主持人！各位评委、老师、同学上午好！感谢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会、评委会给我们这个荣誉，感谢《比较》杂志！在研究过程中许多学者给我们提了很多特别有启发、特别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我的母校“清华大学”、我之前的工作单位“中央财经大学”和我现在的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的很多老师和同事为我提供了很多帮助，在此一并感谢!论文的另一作者，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白重恩教授今天因为有事没有来，我也借这个机会特别感谢和致敬他在这篇文章中所付出的智慧和心血！

我们当初写这篇文章时，并没有想到今天会获得这个经济学界的最高奖。虽然我们自己觉得这篇文章写的还不错，能够得到同行的认可，我们更加欣慰。我大概有10到15分钟左右的时间，我想主要从三个方面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体会和感受：一是我们为什么写这篇论文；二是我们这篇论文主要都写了些什么，有哪些主要结论；三是近几年来我们围绕着这一话题又做了哪些思考，有些什么有意思或者可能对大家有启示意义的发现。

一、为什么写？

这篇文章最终成稿于2014年8月，但写作起始于2013年年初。当时白老师和我在讨论另一篇文章时谈到，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一下子降了下来，从03年到07年各年都在10几个百分点降到10以下；之后紧跟着是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效果很不错，2010年又回到了10以上；但2012年跌破8。当时学术圈和实业界都出现了分歧，一是认为这只是危机后遗症的周期性偏离，通过政策刺激后还会回到原来的增长路径上去；二是认为国际金融危机是根导火索，点燃了我国过去几十年高速增长过程中所积攒的结构性矛盾，我国将“换档”增长，将从“高速”增长轨道切换到“中高速增长”的轨道上去，8以下甚至更低的增长速度将会成为一个“新的常态”。无论是当时还是站在今天来看，这两派观点都有它的合理性；但对应的政策含义却不太相同，前者对应于从“需求侧”入手进行刺激或微调，后者则倾向于从“供给侧”入手进行改革。

我们当时讨论的思路，就是想从最简单直观的影响经济增长的两大因素入手，来看“量”和“质”分别在我国过去经济增长中扮演了什么角色，“量”和“质”在国际金融危机前后是不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未来又将经历怎样的变化。这里的“量”，当然指的是“投了多少有形的要素”，如“人”和“物”；“质”指的是这些“有形”的要素转换为“最终产出”的效率（或称，生产率）如何。

围绕着这一角度，我们对已有国内外研究进行了梳理，发现从“生产率”入手是个很好的切入点，这是方法论和经验分析中争议最多、也可能是对当前我国经济最有政策启示意义的方面。我们最初的思路是尽可能合理一致地去估计我国过去全国和各省区市的“生产率”，讨论“生产率”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藉此去讨论危机后我国经济的未来走势。最初的文章题目叫“中国省际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反复修改了很多遍以后发现这个研究的政策含义不够清晰，这个题目也不够朗朗上口，于是改成了后来大家所见到的这个题目，《中国经济减速的生产率解释》。

二、写了什么？

在具体写作的过程中，我们采用已有研究中的惯常做法，利用增长核算分析框架估计了我国1978年至2012年间各年全国和各省区市的“生产率”水平。这一增长核算分析框架的基本思路，是将“最终产出”中扣除掉“可以计量的有形的要素投入”之后剩下来的东西作为“无形生产效率”的衡量。因此我们在具体估计之前做了很多基础性的数据比对和整理的工作。之后，我们从技术效率、要素有效使用和配置效率三个维度，用1978年至2012年间各省区市数据构成的面板，考察这段时间内“生产率”的地区差异及其随时间变化的内在影响机制。

其实，在方法论上，对于如何估计“生产率”，如何认识“生产率”的内涵和外延，是存在很多争论和分歧的。估计“生产率”比较理想的方法是把整个经济看成一个上下游有机联系的整体，并将上游生产的产出作为下游生产的要素投入，对生产过程各个环节的效率都进行讨论，并且只考虑实际投入使用要素的生产效率。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得到比较精确的结果，但问题是对数据的要求非常高，我们能够找到的公开数据不能满足对所有环节进行这样分析的要求，而不对所有环节进行分析就不太好全面讨论政策含义。另外，这样的方法本身不能解释从潜在的要素投入到实际的要素投入的转化效率，这也会影响政策讨论的全面性。我们做了一个“次优”选择，从“人”和“物”这两个基本要素的占有量（也就是潜在的基本要素投入）出发，考虑这些基本要素转化为“最终产出”的效率。这样做，我们可以考虑所有生产环节的综合效率。同时，我们认为要素没有得到充分使用也应该视为效率损失，从而统一考虑将潜在要素投入转化为实际要素投入、以及将实际要素投入转化为最终产出的综合效率。我们通过比较不同地区在不同时间的综合效率，结合这些地区在不同时间的特征，来定量分析影响“生产率”的因素，并基于从中的发现来全面讨论政策含义。在我们看来，这是我们在给定数据可得性的情况下，为了全面讨论政策含义所能使用的最好方法。

在此基础上，我们对08年以来我国生产效率下降的源泉进行分解，发现我国08年以来的经济减速不是由需求不足造成的短期现象，而是主要由于两个原因，一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向发达经济体学习和赶超的空间在缩小，收敛速度减慢，增长潜力自然会下降；二是存在一些结构性因素，影响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

我们还模拟了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政府的刺激性投资的影响，发现增加投资虽然有力地缓减了危机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冲击，却不利于生产效率的改进。这个结果是我们事先没有预料到的，就是我国生产效率的改善速度和投资率负相关，但有一个时间的滞后，大概是投资率提高两年以后效率改善速度会减慢，而这一规律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却很少被提及。此外，我们发现08年后投资多的时候，经济增长更快，但是消费增长更慢，也就是投资抑制了居民消费支出。其实很多人都在讨论“我国投资率水平是否太高”，我们认为“黄金法则”是个很好的评价标准。如果投资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保增长”，而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了增加“居民消费”，那么“投资抑制居民消费支出”时表明投资可能真的“太多”，应该适当调整以保持在一个适中的“黄金律”水平上了。  

三、后续新的思考与发现

在我们这篇关于“生产率”的研究中，还有一些在我们看来很有意义、值得继续深入讨论的问题没有展开。其中一个问题是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如何。当然，这方面已经有很多学者和机构做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工作。总结来看，这些研究主要围绕着这两个方面展开：一是重点关注需求侧，基于我国未来需求增长预测来估计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率；一是重点关注供给侧，或者比照其他国家在类似我国当前发展阶段上后续发展的特征，或者在增长核算框架中，结合我国未来“量”和“质”的变化，来预测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

与“生产率”的研究相一致，我们也重点关注供给侧，从已有“供给侧”角度的研究中各取所长，既考虑我国劳动生产率在相应发展阶段上向前沿经济体收敛的跨国特征，也考虑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自身特色，模拟预测了我国从当前到2050年间各年的经济增长率。与大家的直观感受相一致，我国离“前沿”经济体距离越来越近，“后发赶超”优势不断减小，从而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不断下降；我国总人口增长趋缓以及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严重，从而劳动力规模不断减小，都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潜力不断下降将成为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的必然趋势。

在分析中，我们也结合我国“制度质量”提升空间和当前“产能利用率低”等问题讨论了这些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可能的影响。

这些问题很重要，内在机制也非常复杂，我们的研究还存在很多不完善和未尽之处，希望我们借此抛砖引玉，有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些话题，有更多学者来为这些问题出谋划策！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祝福百年上财明天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