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亮 | 中国人民大学国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各国都面临就业压力陡增和失业风险高企的双重挑战。尽管中国疫情防控成效显著，但是就业难的问题仍然凸显，应届高校毕业生首当其冲。

为缓解毕业生就业难问题，教育主管部门鼓励高校设立科研助理等工作，优先招聘应届毕业生。但是，在毕业生就业率这个考核指标的“紧箍咒”下，不少高校为了让统计数据看上去漂亮，选择了对就业统计数据造假和注水。

2020年6月29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严格核查2020届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的通知》（教学厅函〔2020〕19号），新增互联网营销工作者、公众号博主、电子竞技工作者等自由职业，作为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指标。与此同时，还鼓励毕业生登录学信网核验毕业去向，举报学校在就业数据上造假。但是，记者调查显示这些防范措施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高校就业统计数据的“水分”仍然很大。

实际上，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造假和失真并非一个新问题。作为一个公开的秘密，就业统计数据造假至少存在了十余年。甚至可以说从1990年代初高校不再为毕业生分配工作以来，就业率注水的问题就已悄然出现，并在此后成为高校公开化的“规定动作”。

各大高校对毕业生就业率这一统计数据高度重视，甚至将其上升为高于一切的“政治任务”，原因在于它会影响高校的核心利益。就业率是各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考核高校绩效的核心指标之一，事关高校领导的乌纱帽。就业率也是专业设立和撤消的关键参考指标，希望新设和保住专业的高校必须在这个指标上动脑筋。就业率也是高校对外树立和宣传社会形象的一面镜子，也是考生选择高校的重要依据。由此可见，就业率同高校各方面的利益都牵扯在一起，而且是强力激励和直接挂钩，为此高校不惜代价甚至弄虚作假就不足为奇了。

在就业率高于一切的指挥棒下，一些高校想方设法“帮助”毕业生就业，并动员辅导员和教师做学生工作。原本负责思想教育和心理疏导等工作的辅导员和班主任，在层层加码的压力传导之下，不得不硬着头皮劝服毕业生“假就业”，甚至为毕业生造假“支招”。比如，签订虚假的三方协议、伪造出国留学证明等不一而足。

一些学生担心弄虚作假可能会影响自己的未来学业、就业和生活，但是如果不配合，就可能受到高校的威逼利诱。高校美其名曰造假是为了母校的“双一流”荣光，但是这种感情绑架和道德绑架，却将毕业生置于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弄虚作假地配合，保全了母校的面子，但是却会给自己的未来带来不确定性；不予配合甚至举报造假，在毕业相关手续尚未办理妥当的情况下，个人可能会面临更大风险。

就业数据造假的隐忧

值得注意的是，就业率造假会产生一系列意料之中和难以预料的负面影响。这不仅体现在微观的毕业生、考生和教师身上，也会反映在宏观的教育体系和社会风气之中。

对于毕业生个人来说，虚假就业使一些学生丧失了应届毕业生的身份，并可能在个人档案上留下痕迹，使其不得不面临这颗“定时炸弹”何时爆炸的风险。高校和教师鼓励和纵容毕业生造假就业数据，也使大学诚信教育在最后一课崩塌，并可能让学生在走向社会以后做出错误的道德选择。

对于教书育人的高校教师而言，违心地做学生工作，胁迫毕业生弄虚作假，使其面临表里不一乃至人格分裂的威胁。高校教师一贯教育学生要诚实守信，而在学生毕业时却被迫成为弄虚作假的帮凶，这可能使其无法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会使其树立的价值信念倒塌。我们虽然不能将近些年来高校出现的师德师风丑闻同此挂钩，但是至少诸如此类的管理乱象在无形之中助长了这些不正之风。

教育主管部门根据毕业生就业率来确定专业存废，但是就业统计数据造假却使其决策失准，甚至可能导致“劣币驱逐良币”，让不合格的高校继续扩大招生，而让诚实报告数据的高校蒙受损失。更为重要的是，当考生根据毕业生就业率来报考高校时，也会因为假数据而上当受骗，面临毕业即失业的风险。

数据造假的高校可以新增和保住专业，并扩招而吸纳更多的学生，由此如滚雪球般越做越大。不去造假的高校，就会在这些方面面临竞争劣势。假以时日，这可能会产生传染效应，使越来越多的高校加入这场造假游戏，否则就会被淘汰出局。由此可见，当就业率这一市场信号失真后，高校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也就失灵了，而这些大学距离“双一流”高校也就更远了。

根治就业数据造假的治理之道

作为一个公开的秘密，高校毕业生就业率造假的问题为何年复一年地频频发生而难以根治？应该承认的是教育主管部门并非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并且为此而连连发文加以纠偏。但是，教育主管部门一厢情愿地“禁止”，却并没有换来高校的配合，反而使这个问题愈演愈烈，甚至在疫情期间进一步凸显。

之所以就业数据造假问题迟迟得不到根治，就在于教育主管部门仍然抱持传统的管控思想、统计指标和考核手段，而没有“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地创新管理理念和工具。要想根治高校就业数据造假，就需要在如下方面下大力气改革，树立新理念并运用新技术。

首先，教育主管部门不应将就业率作为高校考核的紧箍咒和指挥棒，否则就会本末倒置，使考核失去意义甚至适得其反。就业率反映的仅仅是高校的就业数量，就业的质量被忽视了。随着兼职、副业、零工等自由职业的日益流行，针对传统职业的统计指标已失去反映就业真实情况的标度意义。因此，在对就业率进行考核的同时，不应仅仅关注这个核心绩效指标，而应采集和考虑更多的指标，使弄虚作假无所遁形。监测和考核指标的增加，一方面会使高校造假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另一方面也有助于通过不同考核指标的关联分析来发现弄虚作假的蛛丝马迹。

其次，在考核方式上应采用新工具和新技术，使数据造假的难度加大。比如，对考核指标的采集不应集中在某个时点或时间段，而应将其作为一个长期监测的指标，避免高校毕其功于一役地集中造假。教育主管部门应加大毕业生追踪调查，并发布调查就业信息。再如，与其加大对就业率的考核，不如提高在就业数据上造假的违规成本，使高校不敢越雷池一步。2018年以来，国家统计局不仅公布登记失业率，而且开始正式发布城镇调查失业率。和登记失业率相比，调查失业率的可信度更高。教育主管部门也应采用调查就业率，而不仅依赖登记就业率。

再如，不应仅仅依赖高校作为唯一数据来源，而应充分利用跨部门数据共享来比对核验就业数据，提高就业率的真实性。毕业生的户籍、个人所得税、出入境等记录都可以通过身份证号进行了关联，并为核验数据的真实性提供了依据。在保护毕业生个人隐私的情况下，加大跨部门数据共享，将有望使此类问题迎刃而解。疫情期间开发的健康码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而在此基础上开发监测毕业生就业的“就业码”，显然也会水到渠成。

最后，高校受教育主管部门的管控较强，使其没有较大的自主性，不得不选择在毕业生就业率等指标上造假。这种无奈之举同高校的各类资源和政策都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控制有关，而听命于教育主管部门也就成了不少高校的不二之选。类似于就业率这样的指挥棒，固然使教育主管部门“指哪打哪”，但是也使高校失去了最重要的自主性。如何赋予高校更大的办学自主性，使其成为真正自我负责的竞争主体，是推动高校发展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