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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丞、汤姆•克里斯滕森、马亮 | 声誉管理与行政组织重组

2022-06-15

来源: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muac028

英文标题:Reputation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ve Reorganization: How Different Media Reputation Dimensions Matter for Agency Termination.


马亮|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中央政府部门的机构终结(agency termination)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是公共行政和组织理论研究长期关注的问题。许多因素会影响部委机构的存废,例如部门组织特性(成立时间、职能、规模、法定依据)、政治因素(领导批示、政策注意力、政府换届)、外部环境因素(中央政府财政状况、战争)等。过往研究已经揭示,增加在主流大众媒体的曝光度将提高部委在机构改革中生存的概率。但是鲜有研究关注,在媒体上呈现不同维度的组织声誉对于部委机构改革的不同影响。

针对这一研究问题,我院行政管理系马亮教授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陈思丞、我院访问教授汤姆•克里斯滕森(Tom Christensen)合作在公共管理学科国际顶尖期刊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JPART)发表英文论文,探究部委在主流大众媒体上不同维度的组织声誉建构对于其在机构改革中存废的影响。本研究受到清华大学计算社会科学与国家治理实验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和北京市社科基金的支持。

文章简介

组织声誉理论自2010年被应用于公共部门以来,目前已经成为国际公共管理学界解释公共组织行为的主流理论。组织声誉的经典定义为, “一组关于一个组织的独特性或可分离的能力、角色和责任的象征性信念。而这些信念嵌入在多重受众网络中”。公共部门的组织声誉被认为是内外部受众形成的有关组织的多重印象,部委机构建立良好的组织声誉,即需要力争满足上级主管部门、管理服务对象和民众等不同受众主体的多重期待。

根据经典分类,公共部门组织声誉可以分为绩效性(Performative)、道德性(Moral)、程序性(Procedural)和技术性(Technical)四个维度。其中,绩效性声誉代表着一个组织通过有效行动完成其核心目标和价值使命的能力,受众关注点是工作完成情况、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道德性声誉反映了组织能否在其工作中符合政府组织合法性要求和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在中国场景既包括对上级主管部门各项重大部署的响应和执行情况,也包括对于管理服务对象和普通民众的关心、体恤和同情。程序性声誉指机构在行政和决策中是否遵循适当的程序、标准和法律要求;在中国场景还包括在程序性和仪式性的行政事务中的参与程度。技术性声誉反映了一个组织在事务处理过程中所展现的能力和知识,强调其科学能力、方法能力、分析能力和制定专业标准的能力。

本文将组织声誉理论与机构终结理论进行链接,基于1949年到2019年《人民日报》上发表的495384篇提及中央部委机构的全样本媒体报道,运用决策提升树(GBDT),朴素贝叶斯(NB)和随机森林(RF)等多种机器学习算法,对建国七十年来449个中央部委机构组织声誉维度进行编码。基于事件史分析和分段常数指数模型,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研究发现在主流媒体报道数量将显著降低部委机构被终结的概率。其中程序维度在1949-2019年间始终能够降低机构终结风险;道德维度除了在1967-1976年间不显著外,其他时间段均能够显著降低机构终结风险;绩效维度除了在1949-1966年间不显著外,其他时间段均能够显著降低机构终结风险;而技术维度在1949-2019年间均不显著,并不能够影响机构终结概率。研究发现,对于部委机构而言,不仅在主流媒体上发声很重要,而且从何种维度发声同样重要。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政府组织与社会和民众的关系被重新建构,部委机构的组织声誉管理变得更加重要。部委机构如何策略性地管理其组织声誉,以迎合不同受众的期望并降低机构撤并的风险值得更加深入的研究。

研究贡献

本研究的贡献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研究发展了经典的机构终结理论。研究首次将组织声誉理论与机构终结理论进行链接,提出部委不同组织声誉维度将影响机构终结的理论命题,并且利用中国场景的数据进行实证。未来期待更多学者基于媒体化更加深入的欧洲和美国等OECD国家的数据,重新对本文的理论命题进行检验。

第二,研究也拓展了近期国际热门的组织声誉理论。在组织声誉理论当前关注战略沟通、舆情应对、官僚自主性和民主体系问责等传统议题的背景下,增大了组织声誉理论的解释范围。

第三,将组织声誉理论运用到中国场景。西方组织声誉理论源于西方媒体“非正式的问责论坛”的功能。本研究则理清在中国的媒体条件下,组织声誉理论应用的边界条件。本文还重新定义了中国场景下组织声誉四个维度的概念与内涵,并建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组织声誉关键词测量列表。

第四,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本研究结合现代文本挖掘技术和机器学习方法对组织声誉概念进行清晰、可量化的测量,并且运用多种大数据分析算法作为稳健性检验。对于国际上关于组织声誉测量的争论,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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